编者按

　　“当医学界面对重大疫情时，人们最关心的是有没有特效药。似乎这是制定应对方案的唯一标准。就像这一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特效药，那怎么办？”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潘毅认为，可以转换一下思维方式，从“有没有特效药”转变为“有没有特效的治疗思路”，比如，中医通过调节改善患者的免疫功能，使之能够应对病毒，从而获得疗效。

　　4月15日，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欢迎首批国家援鄂中医医疗队广安门医院的15名医护人员回家 陈建力 摄

　　大疫出良方。以金花清感颗粒、清肺排毒汤为代表的中医药“三药三方”，在疫情的临床救治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医药被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多位专家表示，中医药防治传染病，注重增强人体自身抵抗力和修复能力，注重维护整体平衡，这使得中医药在应对那些病因不明确、缺乏疫苗和特效药物的传染病时，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张超中说：“中医药一直是中华文明宝库的一部分，对中医药明辨笃行，理当成为一种新风。”

上篇：“三药三方”战新冠

　　“ 我们没找到特效药，但我们有有效方案。”在抗击新冠肺炎的战斗中，以“三药三方”为代表的中医药，是抗击疫情的有效方案。“三药三方”在阻止轻症转重症、重症治疗及患者康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程应用，九成以上患者用中药

　　68岁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杨先生有3年糖尿病史，曾一度高烧到39摄氏度，中医诊断为风温病，邪侵肺卫证。在湖北省中医院，治疗以清热解毒、疏风解表为主，同时予以西医抗感染、抗病毒及对症支持治疗。经过14天治疗，两次复查核酸检测均为阴性，CT显示双肺病灶明显缩小，杨先生治愈出院。

　　“没有特效药物，战疫要发挥中医药作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建由770名医务人员组成的5支中医医疗队紧急驰援武汉，全国29个省区市共选派4900余名中医药人员援助湖北，约占援鄂医护人员总数的13%，其中包括3位院士和数百名专家。

　　“中医药早期介入干预，稳定人心，减少新发患者，为从源头上防控疫情蔓延发挥了作用。”湖北省卫生健康委中医综合处负责人说。疫情发生早期，湖北及时面向集中隔离点的隔离人员、一线医务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发放中药，共发放44万人份的肺炎预防方，以及19万人份的中成药，隔离人员“中药应服尽服”。

　　方舱医院是实现新冠肺炎患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关键措施。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说：“在方舱医院，轻症不转为重症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采取了中医药为主的中西医综合治疗，除了服用汤剂或中成药，还有按摩、刮痧、贴敷这些综合治疗。”

　　武汉16个方舱医院累计收治11740人，每个方舱医院配备4～8名中医药专家，同步配送中药汤剂和金花清感颗粒等4种中成药，中药使用率99.93%。

　　2月24日，中药师在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煎药室为煎好的中药汤剂“清肺排毒汤”贴标

　　江夏方舱医院是专门的中医方舱医院。在这里，医务人员采取以中医药为主的中西医综合治疗方法，所有患者中药汤剂全覆盖，还配合灸疗等中医传统疗法，辅以太极拳、八段锦，打了一套中医药“组合拳”。江夏方舱医院564名患者，没有一例转为重症。

　　“中医综合治疗，显著降低了由轻症转为重症的比例，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关键。”张伯礼说。

　　对重症患者，以西医为主，中西医结合。在金银潭医院、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雷神山医院，中医药也全程参与。张伯礼说：“生脉注射液、参麦注射液，对稳定病人的血氧饱和度、提高氧合水平具有作用；痰热清注射液、热毒宁注射液，和抗生素具有协同作用；血必净对抑制炎症风暴、控制病情进展有效。重症救治、中西结合、降低病死率是我们取胜的核心。”

　　患者刚出院时，身体机能往往较弱，有时乏力、咳嗽，免疫功能也没完全修复，中医也在积极提供康复方案。2月24日，武汉市中医医院康复门诊开诊，截至4月11日，已经为线上线下862位患者提供了康复治疗。

　　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余艳红提供的数据，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从隔离人群预防用药，到确诊轻症、重症患者，再到后期康复，中医药参与面之广、参与度之深、受关注程度之高，前所未有，中医药总有效率达90%以上。

　　老药新用，“三药三方”临床显疗效

　　“中医药学是融预防、治疗、康复为一体的整体医学，历史源远流长，家喻户晓，遇到重大疫病事件，都会从中寻找解决办法。”余艳红说。近年来，病毒性呼吸道传染病频发，中医药在治疗SARS、甲型H1N1等疾病过程中，都积累了经验。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的情况下，专家结合临床实践，总结中医药治疗病毒性传染病经验，深入发掘古代经典名方，筛选出以“三药三方”为代表的一批有效方药。

　　金花清感颗粒是在2009年H1N1流行时研制出的产品，是由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麻杏石甘汤和清代吴鞠通《温病条辨》中的银翘散，两个方子合方而成，主要功效是疏风宣肺、清热解毒。据张伯礼院士介绍，武汉一组102例临床对照研究显示，金花清感颗粒治疗新冠肺炎轻型和普通型患者，与对照组相比，转重症比例下降了2/3，退热时间缩短1.5天。

　　位于武汉市江夏区大花山户外运动中心的江夏方舱医院，是武汉首个以中医为主的方舱医院 程敏 摄

　　连花清瘟是以经典名方为基础，2003年SARS期间创制的，其主要功能也是清瘟解毒、宣肺泄热。

　　由全国9省市23家医院共同参加的一项研究显示，金花清感和连花清瘟这两种老药，治疗新冠轻型和普通型疗效显著。

　　血必净注射液也是老药新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邱海波教授表示，血必净1月底开始在临床上使用后，按照西药的评价体系去研究，发现它能使重症肺炎的病亡率下降近8.8个百分点。“在重型和危重型病人的治疗中，血必净注射液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治疗药物。”邱海波说。

　　“中医和西医虽属于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对健康、疾病有不同的认识角度，但都会基于临床疗效这一事实。”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认为。

　　在三方中，第一个是清肺排毒方，它来源于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以及小柴胡汤、五苓散等，是一个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通用方剂。57例重症患者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服用清肺排毒汤，无一例转为危重症。服药两个疗程（6天）后，53例肺部病灶显示不同程度的缩小和吸收。

　　宣肺败毒方是在麻杏石甘汤、麻杏薏甘汤、葶苈大枣泻肺汤、千金苇茎汤等经典名方基础上凝练而来。在武汉市中医医院、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江夏方舱医院，通过对使用该方治疗的500例患者开展的队列研究显示，轻型和普通型患者，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明显减轻，无一例转重症。

　　化湿败毒方是在国家诊疗方案推荐方剂的基础上，中国中医科学院医疗队在金银潭医院结合临床实践优化而成。使用该方后，金银潭医院临床对照试验入组的75例重症患者，CT诊断的肺部炎症以及临床症状改善非常明显，核酸转阴及住院时间平均缩短3天。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认为，中医药治疗传染病已有数千年历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科学规律，针对传染病的治疗，主要集中在三种治疗方法——清热、化湿和解毒。各种传染病的病因不同，三种治法各有所偏重，在这个过程中，中医产生了经典名方。“针对新冠肺炎这样一个新的疾病，老药新用，真正是守正创新，病变治化。”刘清泉说。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新冠肺炎一般重症占13%左右，危重症7%左右。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武汉各方舱医院转重率在2%~5%之间。

　　大考之后，中医药能否迎来机遇

　　1月25日，61岁的钱先生因持续高热、呼吸困难被送到湖北省中医院光谷院区，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由于他基础疾病多，病情发展快，被两次宣告病危。急诊科主任李刚副教授团队，对他进行了10多天中西医结合治疗和调理后，2月17日钱先生康复出院。

　　“中医药治疗贯穿钱先生治疗全病程。”李刚介绍，中医药武器远不止“三药三方”，根据不同病程，开具“肺炎2号”“肺炎3号”“肺炎4号”和“肺炎5号”方。出院后，钱先生还继续服用了一段时间的“肺炎5号”汤剂。

　　68岁的重症患者霍先生与钱先生同一天出院。两人病程发展有所不同，治疗过程中，中药使用也略有差异。“霍先生入院后，先采用抗感染的西药，控制炎症反应，再用中药对症调理。”李刚说。

　　湖北省中医院肺病五科负责人冯毅说，中医药参与治疗，能促进肺部病灶药物吸收，减少甚至解决肺组织损伤、肺纤维化等并发症和后遗症。目前，随访出院患者，均反馈病情稳定且在逐步康复中。

　　中医药体现中国智慧。刘清泉说，在没有特效西药的时候，中医药治疗用的是传统智慧中的“围魏救赵”，通过中药调整，改变病毒生存的人体环境，从适宜转为不适宜，病毒待不住，自己就走了。

　　邱海波是一位ICU医生，西医背景。他认为，西药多数为化学药物，往往针对某一个靶点进行治疗，而中医药是多靶点的治疗。“中医药更多像团队作战、多点干预。”邱海波说，针对中医药的疗效问题，现在越来越多地在采用国际上公认的循证医学的方法来进行评价，越来越多的中药、中成药、中药注射剂正在使用国际上公认的随机对照研究的方法来进行疗效评估。

　　“我们虽然没有特效药，但是，中医有有效方案。中西医结合救治，是我们中国方案中的亮点。”张伯礼说。

　　中国历史上，具有一定规模的疫病流行初步统计有300多次，很多中医药典籍，包括《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等，都是大疫之后形成的，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抗击疫病的经验。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王伟教授认为，从这里面进行深度挖掘，在当下和未来有很多重要的价值，这一点不能丢弃掉。

　　“历史上，每一次疫情都是一次大考，中医历经这些大考，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优秀经典方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范恒表示，这次疫情对中医药现代化既是一次大考，也是一次机遇。但他认为，中医受重视的程度仍然不够。2003年“非典”期间，中医药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过后就“功成身退”，没有引发社会足够的关注。这次疫情之后，应该重新思考如何更加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如何推进中医药的现代化，将中西医结合起来，提高疗效才是硬道理。

　　王伟认为，中医的辨证论治是非常独特的，跟现代医学有很大区别。他建议，将来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部署中，应对辨证论治的科学规律等进一步深化研究，这对发展中医药将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记者 皮曙初 黎昌政）

中篇：偏见是最大拦路虎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医药的介入是一大亮点，中医药不仅在国内获得更多认可，也在为全球抗疫发挥独特作用。

　　近年来，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但是，网络上关于中医药的争议却热度不减。如何在全社会形成“信中医、爱中医、用中医”的良好氛围，依然任重道远。

　　大疫出良方

　　“小柴胡预防方”对新冠肺炎易感人群适用，用中药贯众泡茶饮有助防疫，艾绒、生苍术和白芷制成的“艾苍散”堪称“中医版消毒剂”……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一些中医药防疫妙招因其简便、效验，开始在海内外走红。

　　4月22日，中国赴马来西亚抗疫医疗专家组与马各地中医药界人士视频连线 朱炜 摄

　　“在中医看来，预防新冠肺炎，提高自身的免疫力至关重要。”山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省级中医药专家组组长、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长李廷荃说。

　　疫情期间，一些医院开设了中医养生专栏，科普一些中医防疫的简单方法，受到青睐。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经方研究室主治医师张军锋推荐用“艾苍散”居家防疫。在医院的微信平台上，张军锋通过视频，演示了具体制作方法，与公众互动颇多。

　　山西省中医院也推出了针对新冠肺炎的中药预防方剂。“在医院的微信平台上，咨询、购买预防方剂的人也不少。海外疫情发生后，预防方剂的销售一度出现了小反弹。”山西省中医院药剂科主任王世伟说。

　　误解何其多

　　中医药在上千年的战疫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防治观，中医诊疗着眼于“病的人”，而不仅是“人的病”。

　　除在这次新冠肺炎防治中功劳卓著，中医药还在SARS、甲型H1N1流感、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疾病防治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不过，网络上对中医药的争议热度不减，成为当前社会“爆款”话题之一。受极端观点的影响，有些人对中医药的误解越来越深，甚至出现了“黑化”中医药的现象。

　　有一种偏见认为，中医药疗效慢。“中医注重预防，但不是事后诸葛亮、马后炮。中医也不是慢郎中，比如针灸，一针下去，效果也特别快。”山西中医药大学人文健康中心副主任刘洋说。

　　还有观点称，中医不科学。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潘毅认为，该观点的偏颇之处在于：其一，没有考虑到医学尤其中医，并非纯自然科学；其二，还原科学并不是自然科学的全部，以还原科学准则代替所有科学的准则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罔顾还原论思维的局限，以之作为判定中医是否科学的唯一依据，实难说不违科学客观、公正的基本态度。

　　4月3日，在海南博鳌超级中医院内，中医为一位患者脉诊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张怀亮认为，中医药被误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因为社会上一些人打着中医的旗号招摇撞骗；有的是因为部分中医不实事求是，夸大中医药的疗效；有的是故意找茬，靠指责中医蹭流量赚钱；还有的，带着有色眼镜，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概否定，中医药也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专家表示，中医药的绿色健康理念、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辨证施治与综合施治的诊疗模式，以及运用自然的防治手段，特别契合未来医学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转变、医学模式从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转变的发展趋势。

　　去泛化、去神秘化

　　近年来，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历史性机遇。

　　“中西医理论不同、方法不同，提倡中西医并重、并行、并用，各取所长，才是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体系亮点。”白求恩奖章获得者、山西省永和县中医院原院长王学诗说，中医首先要自信、自强、自重。只有医疗队伍学中医、懂中医、爱中医，才能带动全社会对中医药的认同、接受，才能健全中国特色医疗体系，屹立于世界医学前列。

　　中医药文化认同感的建立是发展中医药的根基。“普及中医药文化精华，要推动进中小学课堂。”王学诗认为，使孩子从小就受到熏陶，热爱民族文化，崇尚中医药知识，有利于树立对民族文化、中医药文化的自信意识。教程重点是中医药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贡献、古代医学名家的仁心仁术。从小抓起是第一步，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步，更是解决医患问题的良策之一。

　　刘洋等专家表示，要警惕在中医药传承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泛化、庸俗化、神秘化倾向。对中医药文化的精华和糟粕要加以梳理、区分、扬弃，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需要中医药界共同努力。

　　“古代中医名家的基础功底都非常扎实。熟读医家名著，现在这方面做得不好，目前不读书、读书少是个大问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山西名医魏中海建议，要激发年轻人学习中医经典著作的积极性，从中培养一批骨干。

　　张怀亮认为，提高对中医药的社会认同感，还要依靠中医药的现代化推进，这需要既保持中医药的特色优势，又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广泛吸收心理学等多学科最新成果，建设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科技创新体系。（记者 刘翔霄 刘怀丕 翟濯）

下篇：访谈：中医药的哲学辩

　　理查德·普雷斯顿在《血疫》中写道：“文明与病毒之间，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当下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以更快、更猛的脚步，席卷全球。在这场人类与病毒的战争中，每一个行之有效的阻击成果，都会让更多人免于病毒侵袭。中医药在这场战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疫情防控的中国特色与中国方案。为此，记者专访3位中医哲学专家，从“哲学”视角，一窥中医药的当下与未来。

　　张大宁：哲学辩应有之贡献

　　谈到当前中医学所面临的环境，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肾病学家、中医肾病学奠基人张大宁坦言：“现在的中医比张仲景、李时珍的时代难多了，那时是‘一家买卖，垄断经济’，现在是‘两家买卖，市场经济’。现代病人往往是先找西医看病，治不了再找中医，这就把疑难病症留给中医，这些都是当前中医所面临的难题。”他认为，当下的中医学，应当借势发力，有更多贡献。

　　医学理念上的贡献。中医学虽形成于2000多年前，但许多理念至今都是科学的、先进的。如“证”的概念。以“证”为核心的医学体系是中医学的根本特色与优势，是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对人体异常生命活动的分析、归纳和概括，是对现代医学“病”概念的补充和修正，由此中医学形成辨证论治等特色。深入发展这个理念，不仅能大大提高防病治病效果，而且也会加深对疾病、对人体一切异常生命活动的认识和了解。

　　“天人合一”本是中国古代一种先进的哲学思想，表明人与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包括季节、气候、昼夜、地理、社会等都会影响人体的正常和异常生命活动，治疗、养生上也要根据不同季节、不同气候采用不同的方法。

　　治疗疾病上的贡献。张大宁认为，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疾病，中医治疗所占的比例不尽相同，但认为中医治疗在所有疾病的治疗中都起着“辅助作用”的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如对于肾病，尤其是慢性肾脏疾病的治疗，中医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起码是“半壁河山”。其他如心脑血管疾病中活血化瘀方药的应用，慢性消化道疾病治疗，以及一些中医认为是“虚证”“郁证”等的病症，中医都是大有作为的。那种认为中医学只是一门“治未病”医学的观点显然是不准确的，中医学是已病、未病都能治的完整医学，只有了解已病，才能谈治未病。

　　2月19日拍摄的华东医药煎药服务中心的智能化煎药流水线。该流水线每小时可以容纳480多个煎煮筒同时煎煮 徐昱 摄

　　防病养生康复上的贡献。张大宁认为，防病、养生、康复等是中医学的强项。不仅是“防治疾病的发生和保健身体”，更重要的是全方位地“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和质量，达到身心健康、延年益寿的目的”。此外，中医学在脑血管病后遗症和骨科康复，在预防流行病、传染病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

　　中药方面的贡献。中药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本草纲目》《新修本草》《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等都堪称中药学的瑰宝。从20世纪中叶左右，各国学者已对中药进行了“有效成分”的研究，并取得一些重大成果，著名药理学家陈克恢正是在其老中医岳父的指导下，从中药麻黄中提取出麻黄素。

　　至于内容更广阔的“方剂组方”研究，更是中医学的另一大宝库。据不完全统计，仅古籍记载的方剂就有数万余种，如果在这个领域能取得重大成果，将会给世界医药学带来崭新的进步。

　　吴克峰：哲学辩质疑之原因

　　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吴克峰认为，面对中医药的疗效，依然有人在质疑，这和对中医药生存的文化背景、哲学背景的认识密切相关。

　　生存环境变迁。中医药学的文化背景是中国哲学，中医药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其本身是医学，它所面对的、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是疾病。中医药的存在需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与哲学背景作为支撑，当今中医药生存的文化环境与古代已大为不同。

　　思维方式更迭。中医存废之争的关键，是在哲学理论上出了问题，在思维方式上出了问题，就是西方重分析、重实证的思维方式被看作是唯一科学的思维方式。中医药最初诞生于中国古人与疾病的抗争，但很快就借助中国古代哲学提升了自己的认识水平，并不断受中国哲学的影响开启拓展自身的理性自觉之路。

　　中西之争看本质。对中医药学进行全方位的认识，需从哲学的高度、文化的高度去认识。中西医之争的本质是中西哲学之争、中西文化之争，是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问题。所以，进行深入的中国哲学与中医药学相关性研究，挖掘深藏在中医药中的理性精神，提供中医药赖以生长发育的文化背景环境，摆脱中医药知识破碎、孤军奋战的囧境，形成文化环境的合力，是十分重要的。当然，这种研究不是单纯的复古，也要在比较中西文化各自长处中保留精华。

　　张超中：哲学辩未来之路径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张超中认为，近百年来，中医药一直处于存与废的论争中，中医药长期处于被动应战的位置。在没有成熟的科学理论给出合理解释之前，或者中医药理论的自我解释被接受之前，疗效才是硬道理。

　　张超中说，此次中医药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再次表现出了“简、便、验、廉”的特性，简单而高效，这种特性超出了现代科学与文明的解释范畴，有利于促进对中华文明的新认知。

　　从历史来看，中医药不仅有临床疗效，而且也有养生保健功能，有人文关怀和生命关怀，在更基础的层面上体现出中华民族的认知方式和生活方式。

　　只是百年以来，中医药的多样性和有效性除了受到西方科学理念的质疑外，也不为国人所看重。

　　“深刻把握中医药担负的历史责任，深入研究疗效背后的科学与文明体系，创建集科学、文化于一体的新时代中医药解释体系，是我国学术理论综合创新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张超中说，“中医药一直是中华文明宝库的一部分，对中医药明辨笃行，理当成为一种新风。”（记者 张建新 白佳丽）

　　来源：《半月谈内部版》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