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5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ICU，一名护士在工作。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迪/摄

　　编者按

　　白衣为袍，驰援荆楚，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中，4.26万名被派到湖北抗击疫情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写下了人类医疗史上的独特一页。

　　今年是现代护理学创立者南丁格尔诞辰200周年。在5·12国际护士节前夕，《中国青年报》发起了一项《护士职业生存生活现状》调查。2695名被调查者中，94%以上是女性，61%在30岁以下。同时，本报多路记者采访了一线护士，了解他们的工作状态与所思所想。

　　调查结果显示，87.69%被调查者对自己的职业基本满意，80%的人会继续坚守护理工作，七成以上的被调查者近期有能过继续学习提升学历的计划……同时，很多护士也表达了渴望：提高收入，不要“重医轻护”；改变单一的晋升标准；得到更多的尊重，“那种被尊重的感觉，就像疫情中体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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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万名医务人员从四面八方驰援湖北，其中的2.86万名护士，完成了护理职业最大的一次同行汇聚。从年龄来看，80后、90后护士占了90%。

　　对他们的表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这样评价：“护士在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当中，为提高患者的治愈率、降低病亡率付出了很多专业的努力。”他们制定的病房护理标准操作流程，不仅对保障医生和患者的安全起到重要作用，也为全球新冠肺炎患者的护理工作提供了经验。

　　中华护理学会理事长、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主任吴欣娟说，对新冠肺炎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救治中，护士是主力军。

　　19世纪50年代，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南丁格尔主动申请到战场照护伤员，每个夜晚她都手执风灯巡视，被士兵们称为“提灯女神”。她的生日5月12日，被定为国际护士日。

　　据郭燕红介绍，到2019年年底，中国护士总人数达445万人，比2018年增加35万人，这是近几年护士队伍数量增长最快的阶段。

　　那么，都是谁投身“提灯者”队伍，他们的特点是什么？

　　问题一：经过疫情，认同感提升了吗？

　　25岁的刘蕊是天津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护士。除夕，她正准备吃年夜饭，紧急报名去了武汉。回到天津，隔离休整后，她又回到了工作岗位。

　　她所在的消化肿瘤内科特别忙，护士的午休时间经常被挤没。疫情之前一段时间，刘蕊都是值夜班。从晚8点上到次日早8点，医院杜绝看手机、趴在桌子上这类“睡岗”行为，护士要定时巡视病房，观察每个病人的状态。

　　相比武汉时的工作，刘蕊觉得回来后更加繁忙，但是心理压力不同。“回来以后心理状态比以前好，以前时常会抱怨工作太累、患者太难伺候，现在觉得这些都不是事儿。”刘蕊说，“很多患者听说我从武汉回来，都对我很尊重，这是我感到最有成就感的事。”

　　一位患者跟她开玩笑说，“你去武汉回来，技术更好了，扎针一点都不疼了！”

　　“对我来说，这是患者对我极大的信任和包容。我希望这种医患之间的温暖和理解能一直持续下去。”她对记者说。

　　这种体会不是特例。

　　沈悦好，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呼吸科ICU护士长，当初利用“职务之便”，把自己的名字第一个写在了报名支援武汉的名单上。

　　她说，在武汉时的心理压力源于对未知的恐惧。大年初一出发，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每天穿戴层层叠叠的防护装备，医护人员每天都处在近乎憋气、缺氧的状态。她有段时间感到自己胸疼，起初担心生病了，后来问其他护士，大家都是一样的感觉，是长期憋气导致的。

　　“离开武汉的时候，很多不相识的志愿者和市民，哭着送我们。我特别感动，觉得武汉人民特别可爱。”回到天津，沈悦好感觉患者对医护人员的态度比从前好，整个社会都对医护人员更尊重。以前有的患者怀疑他们“吃回扣”、挣病人的钱，现在他们知道这些人在武汉拼过命。

　　武汉协和医院护士许浩远对记者说，她本来考虑过转行，经历过疫情，她的职业认同感提高了很多，会继续做下去。

　　本报《护士职业生存生活现状》调查发现，22.8%的被调查者对自己的职业满意，64.89%的调查者基本满意；80%的人没有近期换工作的想法。对于“疫情暴发后，有无感觉医护社会地位得到提升”的单选题，36%的受访者选择了“是”。

　　27岁的孙晓莹是辽宁省葫芦岛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ICU的一名护士，工作了6年，没有感到职业倦怠。病人转危为安，是让她最有成就感的事情。“这种成就感能让我对这份职业产生一种由衷的自豪感和归属感”。

　　在她支援武汉期间，有一位老人被收进重症监护室，经过几天治疗，脱离呼吸机，可以转入普通病房。转走那天，老人激动地道谢。孙晓莹说：“那种喜悦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一个重症新冠的病人，病情终于能转危为安，还能和你握握手、说说话，会让你觉得一切都值了。”

　　问题二：累在哪儿？

　　目前，我国每千人拥有护士数达到3人。数据显示，欧盟、美国、日本、挪威每千人拥有护士数分别为8人、9.8人、11.49人、17.27人。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每千常住人口拥有注册护士数将达到4.7人。以此计算，还需增加约240万名护士。社会加速老龄化，对护士的需求不断上升，如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一行业，是全社会面对的考题。

　　朱迪（应受访人要求为化名）是上海一家民营医疗机构的护理部主任，从公立三甲医院跳槽至此，“我们全班40个护理专业学生，毕业10多年，现在只有23人还在公立医院做护士，其中10人已经跳槽到民营医院。”

　　朱迪是卫生学校中专学历。当年同她一起，好不容易“挤”进那家公立三甲医院的8个同学，有4人回卫校做老师，剩下4位护士中2人至今未婚，“都快40岁了，每天忙得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

　　之所以跳槽，朱迪说并不是“为了钱”：“从工资角度来说，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开给护士的工资差不太多，略高一点点。但民营医院远没有公立医院那么忙。”

　　她原先在的那家医院，一个病区夜班时需要照顾七八十个病人，而现在，一个病区通常是二三十人，“我能有充足的时间和病人好好沟通，也不容易争吵，少受气。”

　　在大型公立医院，急诊科护士压力尤其大。“抢救室一个班8小时，有时一个班内接待10多辆救护车是常态。前面的病人还没抢救好，马上又来一个。”朱迪告诉记者，公立医院里急诊科护士流失率最高，那是“最忙、最辛苦的一个部门”。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护士何小平说：“凌晨两点到早晨八点，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我们急诊科走一两万步很正常。其实就是那么小的空间，急诊科的护士普遍都是偏瘦的。”

　　她认为，主要的职业压力来自“倒夜班”，一年120多个夜班，相当于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倒夜班。睡眠不规律，很多人失眠，还有腰肌劳损。

　　本报调查显示，护士对目前职业不满意的原因，依次是收入、社会地位、医患关系、工作时长、发展前景等。收入在2000-4000元之间的占22.62%；4000-6000元的占36.81%；6000元以上的占35.85%，收入一般随医院等级递增，也随城市规模而递增，6000元以上的大部分都在大城市的三甲医院，有些在万元以上，个别达到两万元。

　　但在中西部地区市县医院，护士收入则普遍偏低，很多人离开，“不是不喜欢，是有太多障碍”，27岁的万晓辉（应受访人要求为化名）说。她是甘肃省平凉市某县一家二甲医院妇产科护士，护理专业大专毕业，2015年毕业后，先在西安一家民营医院上了一年班，管吃管住，每月工资2000多元。她一直在投简历，希望能端上“公家”的饭碗。

　　现实很“骨感”，大专学历很难在西安进入一家三甲或二甲医院。万晓辉记得一次招聘，交报名费才能参加考试，只招50人，来了将近400人。

　　2016年下半年，万晓辉一咬牙辞了工作，来到男友所在的平凉市某县，恰巧赶上了县医院的招考，门槛是“大专毕业、有护士资格证”。

　　万晓辉终于考进了公立医院，成为一名合同工，所在科室是妇产科。她自我评价比较称职，但有很多憋屈的地方，“家属经常将我们当成‘服务员’，我们说话声音小了，就说听不见；声音大点，就去投诉我们态度不好。说实话，我们也是人，也有心情不好、被问烦的时候，甚至个别情况下，一个人要同时照顾十几个病人，忙得晕头转向，怎么能做到时刻笑脸相迎呢？”

　　日常工作考核多、填表多，这些事情让万晓辉觉得繁琐，“每月要抽查护理操作，参加理论考试，还会随机护理查房。所有人员都必须到位，可考试内容却相对基础，不存在考不过的情况。另外，除了做一些日常工作，我们还要负责填写五花八门的表格，浪费了不少时间。”

　　她对工资也不满意。在县医院第一年，她的每月底薪只有1250元，此后每年增加50元。一个夜班的津贴是25元，加上奖励等收入，每月最多只能拿到3000元。医院规定，护士入职3年后，才给缴纳养老险、失业险。

　　问题三：编制，绕不开的坎儿？

　　除了感到工作强度大，朱迪离开公立医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编制。她知道，虽然现在公立医院对于聘用护士和编制内护士实行“同工同酬”的管理方法，但两者之间仍然有着重要区别。“社保和公积金标准都不一样，机会肯定是编制内护士多。但医院编制就那么一点，现在大部分护士是合同制。”

　　在本报问卷调查中，76.27%的被调查者的用工身份是聘任制，正式在编只有8.87%，此外，还有劳务派遣、临时工、实习生等身份，甚至实习生还有长期实习生、短期实习生之分。另外，有人事代理、后人事代理等等用工类别。

　　福州一家三甲医院的一位女护士今年27岁，大专毕业，工作6年，为非在编人员，月收入6000多元。她所在的呼吸科共有22名护士，其中8个年轻护士轮流上夜班。在这8个人中，只有一个是在编的。在编与非在编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评职称，后者不行；前者比后者的月收入多1000多元。有一年，这家医院招收3名在编护士，结果报名的有200多人。如今，同一家医院招收在编人员，学历起点是本科。

　　万晓辉认为，同工同酬是护士面对的问题中排在最前面的。“我们科室21名护士、助产士中，仅有护士长和另一名资历较长的护士有编制，其余都是像我一样的合同制。不同身份，带来不少差别。据我了解，有事业编制的，每月至少可以拿到4200元工资，有五险一金，且在奖金分配、推先评优中有很大优势”。

　　她了解到，医院就合同制护士的身份问题做过改革，通过考试确定同工同酬名额，但条件严苛。工作满5年才具备报考资格，名额不多。近几年，她所在科室仅有两人考上。

　　身份，还影响到万晓辉产假期间的收入，“产假6个月，每月只能拿到600元左右，但正式职工至少可以拿到自己80%的工资，比我们多很多。”

　　此外，因为身份问题，她也没有资格参加护士长的选拔，等于没了上升空间。“因为这些，我身边至少有5名同事辞职，我也无数次动过这个念头，但转头一想，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现在又有了宝宝。婆婆帮我看孩子，在老人眼里，我这份工作还不错。要说我对未来有什么期盼，我最希望的就是通过同工同酬考试，涨点工资，身份什么的，就不去奢求了”。

　　问题四：晋升的必由之路是写论文？

　　安徽省第四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王昌会指出，医疗和护理是一个有机整体，二者不可割裂，都不可或缺，不宜夸大或弱化某一方作用。医护精诚合作，才能达到最佳诊疗效果。

　　“在抗‘疫’过程中，护士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昌会看到了同事的辛苦：由于新冠肺炎有很强的传染性，家属不能照顾患者，病人的照料都由护士负责；临床工作中，如手术介入治疗等环节，医生和护士组成医护团队，共同完成诊治。

　　吴欣娟说，护士要为患者制定和实施个性化的护理方案，要收集临床资料，观察病情变化，观察治疗效果，及时采取措施预防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医生要根据护士的病情观察和反馈，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治疗才能更有保障。“举个例子，我们对患者末梢肢体颜色的细致观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患者的凝血情况，为医生的治疗提供第一手资料”。

　　“有些患者以为护士就是打针配药，这种理解很狭隘。”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主任王建宁告诉记者，现在护理专业化发展非常快，出现很多专科护士，比如重症监护护士、手术室护士、急诊护士、器官移植护士、肿瘤护士等，要求的技能都不相同。有些专科护士的某些能力高过一些年轻医生，比如有经验的助产士，在产床处理问题的能力比年轻医生强。

　　王建宁介绍，有些重症患者使用ECMO（人工膜肺），整个仪器的运转，都由护士来维护。一些有经验的护士，可以根据病人的生命指标来调试参数。

　　不过，很多护士反映，对他们的评价相对单一。

　　“护士要晋升，唯一的通道是像医生们一样去写论文。上海的三甲医院要求高，（评）中级职称要写论文，中级升副高，一定要申请市级课题才能算，我们很难达到这个要求。”朱迪说，初级升中级，中级升副高，都面临晋升的瓶颈，“我们天天在一线忙得昏天黑地，连谈恋爱都没空，哪有空搞课题？”

　　三甲医院手术量大，以朱迪之前所在医院的科室为例，一天有大大小小80-100台手术，病人术后全都交给护士团队来照看，“越是大医院，护士越忙，晋升越困难。”

　　本报调查显示，近73%的护士近期有提高学历的计划——学历的提高，与晋升、职称、编制都密切相关。（记者 胡春艳 王烨捷 王豪 陈卓琼 陈强 王晨 王海涵 执笔 李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