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拥有的可穿戴设备，可能就是近视眼镜了。

　　那是小学六年级的事儿了。上世纪90年代，小学生戴近视眼镜的还不多。因为课少作业少，下午早早地放学之后，大家不回家就凑在一起疯玩。我呢好静不好动，放学就回家，回家做完作业就看书。结果，先于大多数同学成了“小四眼”。

　　戴近视眼镜并不能阻止视力的下降，但如果不戴，视力下降得会更快。这是当时医生说的。确实，从那时起到现在快30年了，我的视力下降速度得到了控制，好多年前就维持在一个稳定的度数了。

　　这中间，我戴过的近视眼镜差不多得有20副。镜框，有粗框的、细框的、无框的；镜腿，有塑料的、树脂的、碳纤维的；镜片，有普通的、超薄的、防蓝光的。可以说，我这些年买的衣服都没这么多花样。

　　要说不方便，那是肯定的。远的不说，就说这几个月疫情防控期间，戴口罩再戴眼镜，老往下滑不说，口罩是普通的，所以，前一阵天冷的时候，一呼气，基本上眼镜就被水汽罩上了，完全看不清路。

　　看新闻，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要穿上防护服和护目镜，再戴上近视眼镜，等于双重阻碍，需要克服双重困难。

　　有医生就说了：“我们在工作时需要戴护目镜，自己近视还要戴框架眼镜，就相当于眼睛上有两层。鼻梁因护目镜压迫近视眼镜的鼻架和镜架，脸上经常坑坑洼洼，护目镜又很容易起雾，再加上近视眼镜的雾气，不停有水珠滴下来，一会儿就看不清楚……我只能在夹缝中寻求一点清晰的视觉。”所以就有护士说了，下火线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近视手术，摘掉眼镜。

　　这时，近视已经成了影响救死扶伤的消极因素，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我们国家的近视率，尤其是青少年近视率，一直居高不下。近视眼镜的销量也水涨船高。大商场里，一般都会有三五家眼镜店。克服近视对生活、对工作、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需要从小抓起。对策也简单，就是给孩子们增多户外活动。但学业压力的大山搬不走，再多人认识到保护视力的重要性也没用。

　　对此，要么接受高近视率的现实，想办法通过科技手段来应对，比如近视手术水平的提升，眼镜进一步的轻便化等；要么加强顶层设计，减轻教育负担，给近视眼来一个釜底抽薪。我们这一代人的近视已经无可救药了，下一代能否避免，真不是个人能解决的问题。（熊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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