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领导对我们的要求是：既不能门可罗雀，也不能门庭若市”。

夕阳余辉下的宁波南部商务区（陈乾斌/摄）

车辆停放整齐、礼让行人有礼、垃圾分类有序……一个走“硬核”发展道路的港口之城、制造之城，却特别细腻地讲究文明小细节，这是观察宁波的一个有趣视角。

事实上，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宁波，快速的城市化、信息化和工业化进程以及较高的对外开放程度，曾经给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带来巨大挑战。

作为我国推进治理创新比较早的城市之一，近年来，宁波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决定》《关于高水平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的决定》等文件，涌现了“俞复玲365社区服务工作法”“道德银行”“老潘警调中心”等一批享誉全省乃至全国的特色品牌，探索从源头减少社会矛盾，既不断加强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又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协同化、智能化水平，有效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善治格局。

“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关键是体制创新”，依靠升级全域治理理念，以绣花般的细心、耐心一一破解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带来的各类“顽症痼疾”，宁波正在全力打造精细化、现代化治理的城市样本。

鄞州启示

鄞州区刚刚启用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地处公园绿地之中，周围树木苍翠，鸟语花香，小河流水。“怒气冲冲到这里，心情也能缓解几分”，矛盾调解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走进办事大厅，“最多跑一地”安排得明明白白，区各部门、甚至大企业都有专门窗口专门人员在座，任何纠纷矛盾都能理出头绪。围绕着办事大厅，还有秒办案件的简易流程法庭、聘请专职专家的心理咨询室、名调解员的工作站……

这天当班的一名调解员是68岁的赵宝德，他曾经是基层司法所所长，干了40多年调解。不少疫情防控期间因当事人无法来宁波而导致的物业纠纷，疫后时期因工资发放引发的劳资纠纷，都在老赵的档案中一一记录归档，很多已经得到了圆满解决。

“区领导对我们的要求是：既不能门可罗雀，也不能门庭若市”，筹备组负责人告诉记者，“来的人太少说明我们工作没有做到位，大家不知道；来的人太多说明基层社区街镇工作没有做到位，矛盾没有解决在萌芽状态”。

重心下移，这是鄞州特别重视的基层治理原则。

开着奔驰车来上班，下车后换三轮车骑行去村里查看垃圾分类，鄞州区陆家堰村党支部书记姚宏法的日常工作充分体现了“规则就是规则”。2008年，姚宏法等一批“能人回归”，任鄞州所辖各村党支部书记。

在爱心超市凭积分申领肥皂、洗衣液等爱心物品，在货郎铺子磨剪刀、修拉链……这是鄞州区白鹤街道丹顶鹤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中温馨的一幕。丹顶鹤社区是建成近30年的老社区，整体呈现出老年人口多、弱势群体多、外来新市民多等“三多”特点。结合该小区“三多”特点，社区为民众“量身定制”了基层服务。

城乡结合部多、流动人口多、管理难度大，鄞州区委区政府清醒地意识到，以行政导向的传统管理模式和以问题导向的点上治理模式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逐步探索形成了“一核、三治、五共”的治理模式，成为宁波的全域治理“明星”，在2019年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县级市/城区”。

浙江省宁波市委常委、鄞州区委书记、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党委书记褚银良告诉记者：“我们坚持从‘半城半乡’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城乡融合式共生、干群对话式共商、主体多元式共治、权力清单式共管、事务契约式共建、成果普惠式共享’的新时代基层全域治理之路。”

“一核、三治、五共”治理模式的“字里行间”，都是对基层权力的明确界定。鄞州区政法委负责人表示，鄞州创新实施城乡基层公权力“三清单”运行法，从行政村、社区、股份合作社不同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建立责任清单、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和权力运行流程图。

浙江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汪锦军认为，鄞州的全域治理模式，打造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系统，为以政府的有效性激活社会的有效性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群众第一

2017年，宁波率先在浙江省建成市诉讼（调解）服务中心，所有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镇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平台也相继建成，实现了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这是回应人民群众的急切期盼，把最早服务企业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延伸至社会治理领域的尝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宁波从群众感受出发，从盲点隐患入手，破解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各类顽症痼疾，不断提高管理效能和水平，让老百姓成为城市建设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

针对证件种类繁多、如何证明“我就是我”等民生热点问题，宁波市公安局上线了“阿拉警察”App，开发“证照电子化”应用功能，“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甚至不跑腿”。证照电子化，背后是宁波打造全国首个“无（纸质）证办事之城”的雄心。

以北仑区为例，政务办组织区内7家金融机构召开电子社保卡推进会议，要求各经办金融机构在参保人申领实体卡的同时，引导市民开通电子社保卡。组织服务小分队深入定点药店现场演示，组建QQ群实时连线解决操作疑难；对比宁波市卡证中心名单，对未实现支付系统升级的医保定点药店逐个电话通知；拓宽“无证件办事”场景应用，推进中心大厅各窗口配置扫描枪及人脸识别设备，窗口“无证办”实现100%全覆盖。

条块分割，是基层治理中存在的又一全国性难题。为了破解人员配置“各守一摊”、政府干事“群众观望”的难题，宁波余姚市确立了“六个一”目标任务，全力打造基层治理“阿拉一起来”品牌。自其运行以来，“全科网格团队”有序联动，“基础网格+专业队伍+协同力量”叠加作战，确保“人在格中住、事在格中办”，截至目前已处理各类网格事件12万余件。

　　宁波市鄞州区“宁波妈妈”志愿者团队带领当地云龙育英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走进鄞州公园一起玩“老鹰捉小鸡”游戏

“三治”融合

“三治融合”让治理“半城半乡”变得不再是难事。这一探索旨在建立“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建设体系，“以评立德、以文养德、以规促德”的德治建设体系，“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自治建设体系，从而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每月10号，是宁波市象山县西周镇杰下村村民翘首以盼的日子。这一天，无论大事小事、麻烦事、困难事，只要到村委会的“村民说事”上说一说，基本都能得到解决。

充盈着生命力的基层治理，洋溢着人情味的邻里文化——让象山这座见山沿海小城的矛盾留不下、乡愁留得住。10年前，“村民说事”制度在这里起步，经过“十年一剑”的打磨，象山探索形成了以“说、议、办、评”为核心内容的“说事”体系，走出了一条共商共信、共享共建的治村理事新路子。

云龙镇上李家村是最早推行“道德负面清单”的村庄。记者在上李家村看到，一条清清的小河从村前流过，排排崭新的联排别墅坐落马路两旁，马路宽敞整洁，车位整齐有序，地面看不到一个烟头。

在上李家村文化礼堂门口，LED大屏正在滚动播放村里住户的得分与扣分情况，谁家得了多少分，一清二楚。村里的宣传栏上，张贴着《上李家村道德负面清单考核评分及实施细则》，上面写着考核项目和标准要求、评分标准。考核项目分成了庭院整洁、垃圾分类、门前三包、乱堆乱停、道德负面清单其他条例考核等项目。如庭院整洁一栏，要求是：庭院无杂物、户容整洁、摆放整齐得5分。如果没有达到标准要求怎么办？比如晾衣架破旧要扣0.5分；厨余垃圾内有纸屑、烟头、大骨头等，扣2分。

谁来监督？上李家村成立了由村干部、网格员、村民代表等组成的道德执行委员会及16名老党员组成的道德评议委员会，并设立道德基金。

执行委员会每天定时检查，评议委员会每月集中评议，发现村民有不当行为，首次提醒，过期不改就直接处罚。诸如对子女不孝、家庭暴力等行为，村里就暂停发放每人每月300元的福利补贴。表现优异的村民，则能参与评选文明之星、文明家庭等，并由道德基金给予600元至1000元奖励。

“以法治保障乡村有效治理”正成为夯实基层基础的固本良策。宁海创新举措，将“基层依法治理、重点对象学法用法”作为精准普法重要内容，出台《加强精准普法实施方案》，陆续开展了“百名执法干部讲百堂法治课”“乡村法律课堂”“法进基层万家行”等活动，以精准普法助力乡村振兴。为了扫除普法盲点，宁海还试点网格化普法，构建“两员一顾问”（网格员、调解员、法律顾问）普法模块，结合“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打造按需普法、菜单式普法等，及时满足当地群众法律服务需求。

象山“村民说事”、宁海“农村小微权力清单”入选首批20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相关内容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同时还涌现了“小板凳工作法”“书记一点通”“圆桌夜谈”等具有宁波特色的基层治理品牌，218个村子获推省级乡村善治示范村。

数字治理

从划分疫情防控风险的“五色图”，到精准把握个人健康状况和行动轨迹的“甬行码”，再到政企联动搭建起一个个信息录入平台……自疫情发生以来，一个由各行各业信息汇集而成的数据网络在甬城大地悄然铺开，隐形而给力。

但大数据的潜力远不止于此。

路灯可根据天气情况实时调整亮度，节能方便；垃圾桶会自动给清运员发送短信，及时报告要求运走装满的垃圾……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以及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这些应用场景在宁波已逐渐变为现实。

“伴随着数字科技的不断发展，城市治理数字化已是大势所趋。”宁波市大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2019年8月，《宁波市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计划》正式发布，通过构建“一网通”的基础网络体系以及“一体化”的大数据中心体系，强化“一盘棋”的应用支撑体系，建设“一站式”的数字应用体系。

2016年年初，宁波通过大力整合涉及基层社会治理的20多个部门的信息系统和形式多样的采集终端，建立了全市统一的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形成了标准化共享平台，让大数据挖掘成为可能。

如今，在位于宁波文化广场的宁波市社会治理工作中心的大屏幕上，一幅地图涵盖了整个宁波地域范围。作为宁波基层社会治理的“大脑”，全市1.2万多名网格长、4万多名网格员、1.38万部移动终端不间断上传的各类基层事件和信息，在这张全市民情地图上滚动呈现。

通过这个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工作人员可实时了解网格长、网格员的走访轨迹、走访进度和走访内容，做到工作轨迹直观可见、工作绩效随时可查、社情民意即时反映，从而实现“一网到底、一览无余”。网格长发现上报的问题，系统内会全程留痕、实时反馈、绩效联考，督促有关部门及时处理事件，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

截至目前，该系统已经从各部门汇聚了基层急需的基础数据2000多万条，网格、村（社区）、乡镇（街道）、区县（市）四级产生的工作数据2700多万条。这些数据的汇集，为全市各个层面的协同应用提供了有力支撑。

2012年，宁波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智慧城管中心，将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与智慧城市整体建设架构有机结合。“甬城管＋”的手机App专为宁波城管打造。市民通过这款APP,不仅可以查询城管审批情况、园林科普知识、服务窗口电话、停车诱导、附近公厕等服务，还可以将身边的城市管理问题直接上报城市管理部门进行处置。

宁波市检察机关在全国首创的“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以“大数据、智能化”为方向，依托省政务服务网，对接市行政处罚网上办理系统，对市县两级行政处罚案件数据进行汇聚互联，打通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信息互通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对200余家单位行政处罚案件、14万余条行政处罚数据的全程实时监督，入选“全国政法智能化建设优秀创新案例”。

互联网同样赋能农村等偏远地区社会治理。近年来，宁海县开发推广“村民e点通”平台，该平台已在全县18个镇乡（街道）的363个行政村全面推开，激活使用人数达到184388人。

确保累计建成5G基站超6000个，力争达到1万个；探索形成城市智慧治理新模式，推动市域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久前，宁波市经信局公布了2020年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要点。按照计划，宁波市将通过提升基础设施智能互联度、城市大数据共享利用度、社会治理精准度、服务高效便捷度及数字经济创新融合度，赋能市域治理能力现代化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