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朱强在当晚电影开播前调试放映机镜头焦距。郑梦雨摄

　　江南梅雨歇。夜幕降临，水乡巷陌间，胶片投影机发出的光柱伴着蝉鸣，再一次照在黑瓦白墙上。

　　在浙江嘉兴的一个小村里，王志华、朱文炳、朱生荣、朱强四代电影放映员，“接力”放映电影50余年。“流动电影院”又开场，“哒哒”的走带声转出了光影老味道，也转动了整村人的文化生活。

　　数字时代的陡然降临“逼退”了胶片电影，而胶片放映的传统技艺和古老滋味，却在他们的双手中，在一帧一帧的胶片画面间，一代代承续着。

　　第一代

　　摇橹船上的“水乡电影”

　　浙江嘉兴桐乡市洲泉镇马鸣村地处江南水乡，境内河流成网、航道纵横。时光倒回60多年前，除水路客运和货运外，河道间时常摇来一条“电影船”。

　　船上载着一台百十来斤的放映机、几盘胶片、卷起的幕布和一只高音喇叭，徐徐靠向岸边的村子。几样物件看似简单，却寄托着当地村民日常劳作、跑船生活中最美好的期盼。

　　1952年，17岁的王志华初中毕业，随后进入为期半年的电影培训班，学习放映技术、电工、使用和维修发动机及发电机等课程。一毕业，他便承担起当地放映电影的任务，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第一代电影放映员。

　　“那时放电影很艰苦，每个县（当时仍为桐乡县）只有一支电影队，一支队伍要照顾20到30个村。”今年已85岁高龄的王志华回忆。虽然几乎一年四季都漂泊在外，但每次一看到越来越多的观众围上来，他也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了意义。

　　“那时没有电视、没有广播，一个月才放一场电影。”王志华笑着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在桐乡崇福镇大操场放映电影时的热闹场景：“得有七八千人到场，相当于一整个县城的人都来了。”

　　为服务当时常在水路奔波的跑船人，王志华也会靠向岸边为他们放映“专场”。他回忆，50年代中期有次放黄梅戏电影《天仙配》时，河道里集聚了大概上百条船。

　　在他印象里，放映的电影以国产片为主，也有部分苏联译制片。故事片《白毛女》以及被称为“老三战”片的《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等最受百姓欢迎。“潜移默化中，看电影成了村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需要。”王志华感叹。

　　1973年，王志华开设了自己的第一期电影放映培训班，手把手教授3名学生。此后的25年里，他坚持开设了40多期培训班。时至今日，他的学生遍布桐乡县市乡镇。

　　第二代

　　村村挂银幕，人人看电影

　　扁担挑音箱、毛竹做支架、麻绳绑银幕，加上一台放映机、一部幻灯机和一个发电机，构成了第二代放映人朱文炳的“流动电影院”。1973年，23岁的朱文炳师从王志华，退伍后在乡下电影队放电影。

　　朱文炳还记得自己放映的第一部电影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那是一个大年初一，洲泉镇人民广场上聚了3000多号人，“连树上都是人”。电影里大雪纷飞，电影外大伙儿穿着厚棉袄，120分钟的电影挤着站着看完。“当时观众太多了，生怕放映机出毛病，我紧张得不得了。”朱文炳回忆道。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放电影都是村里的一件“大事”——提前一周就把毛笔写的电影海报贴上，一个月放三场，10个村轮着放，远近亲邻统统赶过来，“盛况空前”，家家户户抢着请放映员吃饭。村里的文艺生活相对匮乏，电影投影的那一束追光，对村民而言，也像是一处点亮通向外界生活的文化窗口和精神通道。

　　胶片一旦转起来，就要从头至尾放完，非极端情况中途绝不停机。“只要有人看，我们就放，这关乎大伙儿对我们的信任。”朱文炳说，一次放映时突然下起大雨，观众自愿帮忙抢救机器。

　　彼时一场电影票价6分钱，最旺时一晚要去三个地方放映，等第三场开始已是午夜2点，还有很多人满心欢喜地站着等。深夜电影放完，江南水道上起了一层白雾，那是冬天，到处白茫茫，行船找不到方向，大伙就在原地等雾散了再走——朱文炳说，亲历胶片电影的最黄金时代，何其有幸。

　　第三代

　　大树剪下枝，又生出枝繁叶茂

　　1986年，朱生荣在部队后勤部门放了三年电影。因为经验丰富，退伍后就接了朱文炳的“班”，成为第三代放映人，背着机器继续奔波在各个村落。

　　直到20世纪90年代，乡里第一家影剧院建成，银幕从户外“搬”进了室内。乡亲们坐进宽敞电影院，再也不用为“只闻其声不见其影”而发愁。

　　有了固定放映场所，本不用再主动“送戏上门”。但朱生荣觉得，总会有一些村民因为路途遥远不便赶来看电影。他利用在影剧院工作的闲暇时间，和另一位放映员成立了“义马乡兄弟电影队”，把机器装在摩托车上，专门为偏远农村的老人孩子放电影，一放就是十余载。

　　“要想把村民重新拉回银幕前，就得了解他们的真切想法。”朱生荣说，以前村民娱乐休闲方式少，幕布一拉，不管放什么，附近十里八村都会赶来看。“90年代，很多村民虽然家里有了电视，但随着村子里留守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偏远地区，大家住得散，内心感到孤独，很想求个热闹。”

　　“平时难得打照面，其实就趁着看电影的机会，大伙儿聊聊天，交流交流，这是在家里看电视得不到的乐趣。”朱生荣说。

　　村里办喜事，乡亲们也会找来朱生荣的电影队。“有一户人家喜逢老人百岁五世同堂，我就给他们放了一部《五女拜寿》。”朱生荣说，虽然放映队的任务不再纯粹是放电影，但能给乡亲们带来快乐，繁荣农村文化阵地，他的工作就有意义。

　　“就像从大树上剪下一株枝条，把它扦插在土地里，又生出了枝繁叶茂。”从小在电影队里长大的朱强这么形容父亲的放映队，而这枝条也渐渐在朱强的心中生了根，发了芽。

　　第四代

　　光影经年沉淀，再次光彩动人

　　严格意义上讲，胶片电影放映的使命在朱生荣手上已经结束了。

　　进入新世纪，国内影院开始大量普及数字电影，胶片电影从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彩色宽银幕。2006年，朱生荣在隔壁村子的通桥仪式上放了最后一场胶片电影后，默默将跟了他半辈子的“老伙伴”封存进库房。

　　朱生荣一度觉得，他的放映人生就此告一段落，直到儿子朱强的马鸣电影机展示馆开张。

　　从小在电影幕布前长大，这位85后的年轻人对胶片电影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朱强说，时至今日，他最爱的电影依然是20世纪80年代拍摄的《城南旧事》，“胶片电影不管从故事内容、表现手法还是精神内涵，在电影历史上都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

　　2014年9月的一天，朱强在杭州办事过程中，碰巧遇到一位收旧货的老人正在砸一个老电影放映机，想把上面的铝壳取下。朱强当即“救下”了这台老电影放映机。

　　查阅资料，他发现这个放映机竟是“长江老五四”——1954年中国仿造的苏联“乌克兰”16毫米胶片放映机。那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放映机，数量甚少，深受电影发烧友追捧。

　　至此，朱强开始到处搜寻老式电影机和相关设备。“前几年，全国各地不少老影院倒闭，一般会对音响等设备进行变卖，他们出售的音响设备不仅效果好，而且价格便宜，我常去购买。”几年下来，光是购买各类电影机设备器材，花费就超过150万元人民币。

　　如今，在300平方米的电影机展示馆里，收藏着近百台各类经典放映机。这里不仅承载了一个时代的记忆，也为几代放映员提供了“重温手艺”的地方。

　　“我要把老电影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如今，朱强又重新拾起父亲的老行当，扛着机器走上广场、走进校园，讲述为中国人提供了近半个世纪“文化大餐”的胶片电影背后的故事。

　　“小暑”过后，梅雨暂歇。朱强想利用难得的晴好天气，为离洲泉不远的乌镇乡亲放一场露天胶片电影。

　　卸设备、架放映机、调音响，朱生荣父子熟练认真地操作着每一个环节。很快，两台珍藏的老式35毫米电影胶片放映机就转动起来。

　　“哒哒哒……”经年沉淀的光影，在白色的幕布上，再一次光彩动人。（段菁菁、郑梦雨、席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