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武汉雷神山医院，新冠肺炎患者在病房服用中药汤药治疗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5月20日，纳入“清肺排毒汤”临床救治观察的10个省份（不包括湖北省）66家定点医院1337例本土患者中有1323例（占98.95%）临床治愈出院，这其中有57例是重型患者。救治对象中无一例轻型转为重型、普通型转为危重型
◇“由于疫情非常复杂，必须将多个方子有机组合在一起，兵团作战，才能普适速效。毕竟需要使用的人很多，所以我自己前后连续服用了十几服。”
◇深入挖掘中医药宝库精华，及时从中医药经典中优化组合有效方剂，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是此次疫情防控救治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这是一场百年来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波及，全球确诊病例超过1100万例。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医药人坚持守正创新，结合实际深入辨证，从经典名方中筛选研发出通治方“清肺排毒汤”，并大面积推广使用，成为挽救生命、控制疫情的有力武器。
“大疫出良方”。一个从经典名方中筛选研发出的速效通治方，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古方今用为何仍能“效如桴鼓”？中医人如何更好守正创新？带着这些问题，《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进行了深入调研。
看准病机，从经典名方中筛选优化“通治方”
每一次大疫的发生，都是一次大战，也是一场大考。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5月20日，纳入“清肺排毒汤”临床救治观察的10个省份（不包括湖北省）66家定点医院1337例本土患者中有1323例（占98.95%）临床治愈出院，这其中有57例是重型患者。救治对象中无一例轻型转为重型、普通型转为危重型。
有效降低了发病率、转重率、病亡率，促进了核酸转阴，提高了治愈率，加快了恢复期康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再次肯定了以“清肺排毒汤”为代表的中医药有效方药在治疗新冠肺炎中的作用。
回顾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到1月24日24时，全国已有30个省区市报告确诊病例，确诊人数超过1000人。患者救治始终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面对凶猛的病毒，如何针对核心病机快速拿出有效的“通治方”？
出身中医世家、苦心钻研中医药经典多年的中国中医科学院特聘研究员葛又文意识到，这次疫情远比任何一次流感都要复杂严重，与“非典”性质上也有很大区别，设计的药方既要针对主要矛盾，使药力走在毒性前面，阻断疾病恶化进展通道，同时也要统筹对其他脏器的协同保护，调动增强人体免疫力，降低复感复发风险。
“搞清楚疫病的性质非常重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当属‘寒湿疫’，是感受寒湿疫毒而发病。”葛又文根据此次疫情发病的时间特点、人群的共性、区域等三因制宜，深入辨证，结合从疫情前线发回的患者详细病情资料，验证对本次疫病核心病机和应对方法的判断。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王永炎院士，国医大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薛伯寿都有多年抗疫经验，也把这次疫情性质定为寒湿疫。这与深入抗疫一线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仝小林院士的观点也不谋而合。
彼时，仝小林院士在除夕晚上率队抵达武汉。他介绍，当地1月份以来差不多连续16天都是小雨，湿气非常重。针对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等地患者的发病情况等详细诊察，发现患者舌苔总的呈现厚腻腐苔，湿浊之象非常重。
“从《内经》和《难经》五十八难了解，伤寒有五，寒湿疫属于伤寒病的分属类型。”判断核心病机为“寒湿疫”，且有多脏腑受累发病的情况，葛又文想到了《伤寒杂病论》。这部著作开创了中医学六经辨证的先河。经过近两千年的临床实践，后世相继有700多种围绕该书的著作问世。该书记载的方剂被尊为“经方”，张仲景则被尊为“医圣”。日本的“汉方药”，应用的也多是该书的方剂。
在统筹考虑《伤寒杂病论》经典名方基础上，葛又文将麻杏石甘汤、五苓散等多个方剂精心优化组合，创新运用，并亲身试药，反复推敲，在一周内确定了包含21味药的“清肺排毒汤”处方。
“由于疫情非常复杂，必须将多个方子有机组合在一起，兵团作战，才能普适速效。毕竟需要使用的人很多，所以我自己前后连续服用了十几服。”葛又文说。
这个通治方如何发挥作用，做到“攻守兼备”？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国医大师薛伯寿认为，疾病之所以发生，正气衰弱是根本原因，正气的盛衰存亡对疾病的发展转归与疗效起决定性作用。
薛伯寿亲笔撰文解读“清肺排毒汤”：此方为麻黄汤、五苓散巧妙相合，既祛寒闭又利小便祛湿，麻黄可增五苓散祛湿，五苓散控制麻桂发汗之峻，桂枝甘草辛甘化阳扶正，苓桂术甘又有健脾化饮之用，因新冠肺炎胸憋气短，虽无明显喘，其实肺闭不宣，比有喘咳更为严重，又合用射干麻黄汤及橘枳姜汤，小柴胡汤为少阳病，半表半里，又可通利三焦，既防疫邪入里，又调肝和胃，顾护消化功能，加藿香为芳香化湿，用石膏防郁而化热。
海军军医大学和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研究团队联合开展了药效物质基础及作用机制研究，从现代科学角度予以佐证——
“清肺排毒汤”21味中药有16味归肺经，其余中药协同保护心脏、肝脏、脾胃和肾脏等器官。目前，已完成300余种化学成分、200多种入血成分的鉴定工作，预测出790个潜在作用靶标，证明“清肺排毒汤”可通过多成分、多靶标对机体起到整体调控作用，对新冠肺炎从病毒入侵、病毒复制到继发炎症因子造成多器官损伤的整个通路发挥作用。
“疫病的特点是传播迅速、波及面广，针对核心病机，迅速从经典医籍古方中筛选优化最对症的方药，尤其是产生‘国家药方’，对疫情防控和临床救治至关重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王志勇说，这个处方与几位院士、国医大师对核心病机的研判一致，源于经典又颇有创新，深入研判了疾病发展和转归、统筹考虑了速效救治与防复发风险，高度关注了对心脏、肝脏、脾胃和肾脏的协同保护。
与死神赛跑，中医不当“慢郎中”
大疫当前，第一时间救治病人是当务之急。
1月27日凌晨3点，王志勇郑重写下承诺书：“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异常严峻，我们必须与死神和时间赛跑……”当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以临床“急用、实用、效用”为导向，紧急启动了“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有效方剂临床筛选研究”专项。
加快启动临床观察，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考验。然而，第一批临床观察刚开始，就遇到不少障碍。
“清肺排毒汤”应急专项专家组组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王伟回忆，最初确诊患者都在西医定点医院，要让西医和病人接受中医治疗并不容易，这背后既有现实条件限制，也有医生用药习惯甚至对中医的偏见和误解。
“山西一位新冠肺炎患者入院后坚决拒绝吃中药，经过治疗症状虽然消失，但核酸检测始终呈阳性。后来看到同病房病友喝了‘清肺排毒汤’后转阴出院，他才接受中药治疗，一个疗程三天后就转阴了。”王伟说，早期很多病人都是这样，看到效果后才开始服用“清肺排毒汤”。
随着参与临床观察的病人越来越多，更多良好疗效的反馈陆续传来。河北省中医院呼吸一科专家救治的一位重症患者，高烧39.5℃，加服一服“清肺排毒汤”后，第二天下午体温和白细胞便恢复正常；陕西省西安市一位中年患者，CT胸片显示双肺呈多发性斑片状毛玻璃型影像，临床表现为乏力、胸闷、气短，服用“清肺排毒汤”两剂后，症状基本消失，服用六剂后肺部病灶明显吸收，核酸检测两次都显示阴性。
首批在山西、河北、黑龙江、陕西4省开展的“清肺排毒汤”救治确诊患者的临床观察结果证实，该方在多省多地不同年龄层次的214例确诊病人中临床有效率达90％以上。
“中医并不都是‘慢郎中’。中医药治疗流感类疫病，如果病因病机分析透彻，遣方用药合理严谨，就可以很快扭转病情。”王志勇说，面对疫病迅速准确研判病机，针对核心病机开出通治方，这正是中医辨证论治的体现。
“中医认知疫病的诊疗模式有其独特优势。”中国中医科学院原院长、首席研究员曹洪欣教授表示，突发疫病疫毒之邪（病毒细菌）侵犯人体后，机体会出现不同的反应和表现，中医对这些外在表现进行分析，根据病邪导致脏腑经络功能异常、气血津液失调的病变机理，综合自然界气候变化、地理环境、人的身体状况与疫病演变规律，注重“因地、因时、因人、因病”的综合分析，以扶正祛邪为法则，调动体内抗病能力与抗病毒、抗细菌作用相结合，有利于早期有效干预，从而达到及时有效防治的目的。
继2月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文向全国推荐使用后，“清肺排毒汤”作为治疗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患者的唯一通用方剂，又被纳入第六版和第七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在全国28个省（区、市）得到广泛应用。随着国际疫情蔓延，有关部门还为我驻外使领馆配备了近10万剂“清肺排毒汤”复方颗粒剂。
在湖北疫情最吃劲的关键时候，经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统筹协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四家中药企业迅速制定了生产标准规范，紧急生产“清肺排毒汤”复方颗粒剂，无偿供应湖北省定点医院临床救治使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数据显示，在湖北疫情主战场，“清肺排毒汤”是使用量最大的方剂，共有汤剂39万袋、复方颗粒剂近50万剂向定点医院、方舱医院、隔离点配送，发挥了重要效用。
正如白皮书指出，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发挥中医药治未病、辨证施治、多靶点干预的独特优势，全程参与深度介入疫情防控，从中医角度研究确定病因病机、治则治法，形成了覆盖医学观察期、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恢复期发病全过程的中医诊疗规范和技术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使用。同时，这也节约了大量医疗救治费用。专家介绍，单独使用“清肺排毒汤”起效迅速，一个疗程仅需3天，药品费用不到100元。
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
回望历史，中医对于疫病防治具有几千年的实践积累与经验，常常在救治病人过程中形成、发展疫病理论，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良方。
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的记载，指出疫病的传染、流行性与临床表现相似的特点。
在汉代，大疫流行，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总结疫病防治经验、创新中医理论，他编著《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辨病与辨证论治的诊疗模式，伤寒六经辨证的问世与广泛应用，有效地指导着疫病防治。
明清时期，瘟疫频发，当时认为疫病与毒邪相关，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等医学大家提出温病辨病辨证方法。如“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丰富发展了疫病理论与实践。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虽屡经疫病侵害，但最终都靠老祖宗的智慧和方药战胜了疫病。
“大疫出良方，而临床实践恰恰是中医传承创新的有效途径。”曹洪欣说。
治疗肺炎的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心律不齐的炙甘草汤……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中的不少经典名方，成为临床中常用的良方。
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治疗、预防瘟疫的方剂。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总结了许多治疗传染病的方剂，还提出用熏药法进行空气消毒等消毒法。
北宋期间暴发流行病，十余次颁布医方，其中“时气疫方”“霍乱吐泻方”等良方，也沿用至今。
屠呦呦受中医典籍《肘后备急方》启发，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研究发现了青蒿素，解决了抗疟治疗失效难题，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
深入挖掘中医药宝库精华、及时从中医药经典中优化组合有效方剂，是此次疫情防控救治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王永炎院士指出，面对新病毒和传染病，相较于西医需要病毒分析、动物实验、临床试验等复杂程序，中医药基于患者临床症状、体征、发病的时间、地域和气候等特点，通过病机分析、审证求因进行辨证论治，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制定出方案，第一时间用于临床救治，这对于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至关重要。
薛伯寿认为，中医药典籍汗牛充栋，但并不是随便拿个方子来就能用的，必须研判病机，择善而用，创新融合应用。“清肺排毒汤”就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
当前，我国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站在古代先贤的肩膀上，中医人如何让好方子治愈更多患者，让中医药为护佑人类健康作出更大贡献？
“人与自然关系持续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传染病在世界各地的发生更加频繁，这也凸显出中医药传承创新的迫切性和必要性。”王志勇说，面对未来仍有可能出现的大疫，中医人还要担负起历史使命，拿出更多有效的“国家药方”。
从秦汉时期《黄帝内经》奠定中医理论体系，到明清时期温病理论的形成；从中医典籍中焕发新生的青蒿素，到将传统中药的砷剂与西药结合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中医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清肺排毒汤”的临床实践正同中医药学的发展轨迹一样，是在学习和传承古人理论与经验基础上，结合疫情的实际情况融合新的认识，将传承与创新有机结合。
记者采访了解到，虽然中医药法明确，注重中医药经典理论和中医药临床实践、现代教育方式和传统教育方式相结合，但一些地方暴露出学历教育和临床实践脱节、中医药人才青黄不接、中医不姓“中”的倾向。
“临床疗效是中医立业之本，是中医的生命力。”国医大师路志正认为，中医药还有很多宝藏没发掘出来，当前要加大师承教育力度，做好典籍的挖掘、利用，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
路志正认为，有效发挥中医药防控疫情作用还存在一定薄弱环节。要提高中医药防控突发流行传染性疾病能力，大力发掘中医药防治疫病精华，切实提高中医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整体能力；加强基于经典名方的中药新药研发，使中医药成为防控新发疫情的不竭动力。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正是中医药发展的根基和生命力所在。而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是中医人新时代的使命所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记者 陈芳 田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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