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为我们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发展机遇。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我们要大力推进医卫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以适应当前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为实现‘健康中国2030’、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基础。”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院长、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近日在2020年健康界峰会期间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独家专访，就未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国家级医学科学院建设、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建设等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重点、难点提出建议。

　　提升疾控机构专业性“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与2003年非典疫情防控工作相比，今年我国在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从总体上有很大进步，疾控机构和广大医护人员做出了杰出贡献。”黄洁夫表示，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进一步做好堵漏洞、补短板、强弱项等疾控体系改革中的重点、难点工作，“特别是下一步亟须提升中国疾控机构的专业性、权威性和执行力。”

　　“我国的疾控机构是技术部门，应发挥它的技术作用，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使其在技术上具有一锤定音的能力。”黄洁夫认为，特别在面临国家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时，技术专家的意见更需要得到重视。

　　“一方面应完善并维护好相关政策体系，让疾控机构的技术人员和队伍有发展空间，能够专心做技术；另一方面应设立相关渠道，让疾控机构的声音可直达决策层。”黄洁夫说。

　　事实上，疾控机构权威性和话语权的重要性在国际上有例可循。黄洁夫举例说，美国疾控中心是集行政和专业职能于一体的联邦机构，直接对总统负责，曾被公认为全球公共卫生机构标杆。“遗憾的是，随着2018年公共卫生问题在美政治议程中的降级，以及近10年来联邦体制官僚化对专业技术机构的日益侵蚀，美疾控部门在这场疫情本土保卫战中惨遭滑铁卢。”

　　成立国家级医学科学院培育医学科技战略力量

　　黄洁夫建议，建立国家级生命医学科学研究机构，对我国医疗、药物、卫生等方面的研发给予长期稳定指导、投入与支持，带动中国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这是未来提升我国应对突发公卫事件能力、实现健康中国发展战略的关键。”

　　据黄洁夫介绍，我国21世纪五十年代由卫生部组建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际是由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阜外医院、整形医院及几个研究所组成的正厅级单位，并非权威国家级生命医学科学研究机构。

　　此外，由于多个部门碎片化管理，难以真正形成合力，我国公卫安全、生命科学研究与临床医疗服务规范化等工作进展受到影响，医改中一些与专业技术相关政策的出台受到一定制约。黄洁夫举例说，全科医师、专科医师培养与资格认定，医学教育中的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及继续教育脱节等问题就受此因素制约，长期难以得到较好解决。

　　对此，黄洁夫呼吁，在国务院领导下构建能够引领统筹全国医学科学大格局的科研和基金资助机构至关重要。“关键是整合全国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生命科学、药学、公共卫生、医院管理、生物制药等学科的优质研究资源，培育医学科技战略力量，为国家生命科学与健康公共安全提供前瞻性、科学性的关键人才和创新学科。”

　　“这一机构不仅是为国家制定国民健康政策及重大公卫安全、生物安全、医学伦理政策的智囊办事机构，还应负有对相关政府主管机构的监督责任。”黄洁夫说，这个机构可称为“国家生命医学科学院”。机构成立初期可委托清华、北大等重点大学筹建，其成员由在世界上有影响、敢于担当直言、具有丰富临床医疗与公卫管理的各学科领域知名资深专家组成。

　　同时，黄洁夫建议，该机构的管理方式应有别于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对其成员应采用行业推荐制，按需分期分批增补，同时应有吐故纳新、废除终身制的机制。

　　器官捐献与移植改革忌“新瓶装旧酒”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卫健、红十字会等部门以及所有临床医生、器官捐献协调员等社会各界人士的辛勤努力下，我国已于2015年实现公民志愿器官捐献，器官捐献与移植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得到国际业界的认可。

　　与此同时，黄洁夫认为，目前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改革还存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亟须修订，红十字、卫健部门及医疗单位之间的权责仍需进一步明确等问题。“特别是捐献、获取分配、移植、注册登记和监管这五大体系尚待完善。”

　　对此，黄洁夫表示：“这五大体系是‘新生儿’，在改革中切忌‘新瓶装旧酒’，切实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符合伦理的器官移植医疗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在我国一直高效、安全、顺利进行。国家卫健委组织专家团队，按照高选择性、高防护性的要求对一些新冠肺炎晚期、肺纤维化的病人成功进行了肺移植，获得国际移植界相关专家高度评价。记者 张超文 周宁 黄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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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