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需要服务重心下移，人财物等更多资源下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党委政府大包大揽并不可取。基层事务繁琐复杂，居民需求细碎多样，而公共投入总有限度，工作人员精力、能力也有限度，仅仅依靠相关部门，管不了也管不好。当前，有的地方谈到加强基层治理，只会要人要钱要设备，如果不能满足，就认为工作无着手处，对种种问题听之任之，走入了高成本治理的误区。这带来诸多弊病，如财政负担骤增、办事流程复杂、矛盾频频甩锅等，同时助长了对上不对下的不良倾向，导致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泛滥，普通群众难有获得感。

　　花小钱能不能办大事？半月谈编辑部组织记者在多省市采访，对一些花钱少、效果好的做法进行梳理总结，以期为解决基层治理难题提供借鉴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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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旧小区物业众筹

　　每平米2毛钱，年底还有结余

　　半月谈记者 翟濯

　　当前，大多城市小区的日常管理依靠物业公司进行，物业费一般为每平方米2元左右。在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沁园小区，这里的服务费（因未成立物业公司，所以叫服务费，相当于物业费）标准是每平方米2毛钱，却让该小区实现了从“三无”楼院到美丽楼院的华丽蜕变。这个小区是怎么做到的？

　　沁园小区紧邻火车站，曾经基础设施陈旧，环境脏乱差，治安隐患多，当地人避之不及。2014年，解放区发起“美丽楼院”建设活动，投入资金对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治理。然而，政府的帮扶资金只能解一时之需，解放区社区办主任邹家芬说：“群众事得群众议，群众事得群众干。”

　　在焦南街道站东社区党组织的引导下，沁园小区2016年成立了居民议事会，100多位户代表投票选举12人为小区居民议事会成员，开始了居民自治之路。

　　老旧小区吸引不来物业公司，议事会决心自己设立公共账目，进行自我管理。议事会核算了小区门岗、保洁、水电、绿化开支后，最终将服务费确定为每平方米2毛钱。

　　沁园小区居民议事会负责人王炎秋给半月谈记者算了一笔账：“每户按照120平方米左右的面积计算，每年可以收取5万多元的服务费。小区内有近100个停车位，我们按照每天停车1块钱的收费标准，一年又可以收入3万元左右。可别小看这8万多元，这笔钱为我们小区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

　　8万元里，门岗和保洁支出占了大头。为了节约成本，议事会决定雇用小区内的居民承担这两项工作。看到小区门口张贴出的招聘告示，许相成、孔祥安、马和平3位退休老人坐不住了：“不仅能服务小区居民，还有额外收入，这事我们愿意干。”

　　沁园小区成为焦作市第一个步梯改装电梯的老旧小区

　　能省一笔是一笔，是沁园小区服务费每年能够良性运转的关键。小区改造之初，为了美化环境，居民议事会决定购置一些银杏树、核桃树。几经询问，价钱始终不能让大家满意。居民议事会成员刘正平站了出来：“听说获嘉县的苗木花卉便宜，就是距离咱们这儿远，要不要去看看？”

　　说干就干，王炎秋带着四五个议事会成员，奔波了100多公里，硬生生把便宜的银杏树、核桃树拉了回来。“来回跑一趟看似费事，可为小区公共账目节约了近3000元钱。”

　　说起这样低成本高收益的节约举措，沁园小区居民议事会的每一位成员几乎张口就来。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8万多元年底还能结余五六千元。结余的钱平均分配到每户头上，可以抵消次年需交纳的服务费。”王炎秋说。为保证资金使用的公正透明，居民议事会每年年底都会公布账目使用情况，让小区内的每个居民进行监督。

　　“有事就找议事会，有难就去议事园。”这是沁园小区家家户户都能背下来的顺口溜。如今，沁园小区居民议事会已从当初的12名成员发展到了20名，他们分别负责社区治安、矛盾调解、公共卫生、值班巡逻、医疗咨询、学前教育等工作，群众自治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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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家长抱团群养

　　政府稍稍支持，幼儿不再孤单

　　半月谈记者 毛振华

　　窗外淅淅沥沥下着雨，9个来自不同家庭、年龄在三四岁上下的小朋友跟随父母围坐在社区免费提供的活动室里，聚精会神地听明明妈妈把《神奇校车之与恐龙一起飞翔》的故事娓娓道来。

　　“今天卷毛老师的班上在画恐龙。可是多萝西画的却是她的宠物黛娜。拉尔夫告诉她黛娜是一只鸟，不是恐龙。到底谁才是对的呢……”

　　这是天津滨海新区泰达街的“彩虹桥-群养之家”组织的一场亲子故事会，类似场景在疫情前几乎每个周末都会上演，活动场地大都由社区免费提供。年龄相仿的小朋友们走出家门，聚在一起，听故事、玩游戏、演才艺，几个小时下来玩得不亦乐乎。

　　时间轴再拉回到亲子故事会的那个下午。故事讲完后是表演和游戏环节，拼图团体赛对这个年龄的小朋友来说是个不小挑战。有小朋友因为别人拼得比自己快嘟起了小嘴，还有小朋友因为拼得慢跑到妈妈怀里哭。即便如此，临近结束时小朋友们还是凑到这一环节的组织者明明妈妈身前：“阿姨，我们下次还能再玩这个游戏吗？”眼神中闪烁着期待。

　　“彩虹桥-群养之家”成立于2013年，源于创始人刘丽欣一个朴素的愿望：家长们抱团，业余时间把孩子们聚拢到一起，共同玩耍、教育，分享育儿心得，让孩子不再孤单。

　　最初，家长们每周选定一到两个晚上让孩子们在一起活动，由一到两名家长主持，引导孩子共同画画、剪纸、讲故事、唱歌，增加和同龄人相处时间。几次活动下来，家长欣喜地发现，一些原本内向的孩子开始主动为小伙伴削苹果、搬凳子，回到家更是迫不及待分享乐趣。很多家长更是成就感、幸福感飙升。

　　“彩虹桥-群养之家”规模越做越大，需要更大的场地和更多的资金。天津滨海新区、泰达街了解后，支持其申请了公益创投项目，争取到更多平台和资金，用以持续将“群养”模式做强，并从泰达街扩展到周边更多地方。成立至今6年多来，社团将爱的种子播撒进2000多个家庭。

　　天津滨海新区副区长、泰达街工委书记张国盛说，“彩虹桥-群养之家”这一模式，把辖区居民在工作8小时以外从“社会人”变成“社团人”，在丰富了小朋友们的精神世界的同时，也将更多大朋友们聚合在一起，从陌生人发展为朋友，形成和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这些居民自发组织的活动，在发展过程中被政府部门发现并加以引导，不用投入过多资源，却有效解决了百姓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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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巢老人互帮互伴

　　村均1万元，老人乐陶陶

　　半月谈记者 项开来 林超

　　走进福建省沙县富口镇姜后村，看到一幅与传统印象不同的乡村图景：老年活动中心里，老人们略显“稚气”的书画作品随处可见。在几本翻开的练习册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我们老人每天都开心。”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乐龄学堂老人写的字“我们老人每天都开心” 林超 摄

　　沙县小吃全国知名，80%的青壮年外出做小吃生意，这导致沙县农村空巢老人多，老人精神生活尤其贫乏。不过如今改变已开始发生。

　　姜后村的老人兴奋地向半月谈记者谈起村子3年来发生的变化。“以前大伙儿主要的休闲就是在村口大树下聊天、打瞌睡。”今年68岁的茅明姬说，如今她喜欢乐龄学堂的健康课、体操课，尤其喜欢组队比赛柔力球，感觉身子也硬朗了。

　　乐龄学堂，是2017年6月在福建省全民终身教育促进会指导下，把城市老年大学理念带到农村，建起的学堂。

　　尽管社会效益显著，乐龄学堂算下来却是个平价工程。“办事不完全在钱，关键在互帮互伴，很容易复制推广。”姜后村村主任冯金玉说，“去年办了30多期课程，总共花了1万多元。”

　　1万多元就能让全村老人的晚年生活更加多彩?

　　顶层设计降低了乐龄学堂落地实施的难度。沙县出台《关于创新终身学习促进居家健康养老服务的实施意见》，副县长担任组长成立领导小组整合资源。大多乐龄学堂利用已有的幸福院、卫生院、小学教室等，实现资源共享。

　　师资队伍则是在调动本村力量的同时，发挥闽台民间合作优势，两岸专家学者联手共同培养“为老服务”志愿者师资队伍。一大批退休教师、公务员、村干部、乡贤等经过培训后，掌握了相关“高龄教育”知识，分别成为乐龄学堂教师和管理人员的骨干队伍、基本队伍、补充队伍。

　　福建省全民终身教育促进会创始人陈宜安说，乐龄学堂教师除必要的交通费和误餐补贴外，不额外领取课酬费。

　　日常管理和活动则采取“自主学习互助团体的社区养老模式”，组织共学、共餐、共伴的“三共”活动，老人们在一起学习课程外，一起吃午餐和外出活动，相互为伴、相互鼓励。

　　陈宜安介绍，共餐的费用一开始由省民政厅支持，后来支持停掉了，老人们就从家中带菜与大家共享，或者一起动手包饺子、做馒头，吃得香喷喷、乐陶陶，人均一餐费用只要两三元。“实际上他们并不在意吃什么，而是在意一起吃，享受大家在一起的快乐。”

　　如今，沙县乐龄学堂已开办近40所，实现12个乡镇街道全覆盖，受益老年人突破1万人次。沙县县委书记杨兴忠说，乐龄学堂让空巢老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激发了农村老人养老的内生动力，让老人们在互学互助互伴中安享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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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内人力盘活重整

　　每人几天义工，换来干净村庄

　　半月谈记者 闵尊涛 罗晨

　　一年前，江西省于都县黄麟乡朱田村环境状况还是普遍的脏乱差，全村11个村民小组，316户村民，卫生习惯好的仅有65户，家庭“五净一规范”达标户仅有27户。“很多人连‘自扫门前雪’都做不到，更别说去维护全村环境卫生了。”朱田村党支部书记李南昌说。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点多、面广、量大，仅靠6名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员显然不够。在朱田村驻片的黄麟乡副乡长肖卫平说：“这项工作核心还是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

　　去年，经过村民代表大会选举，朱田村组建了村民理事会，由5名德高望重、公道正派的村民担任理事会成员，村民理事会被赋予人居环境整治的引领、监督、创评、长效管护的职能。

　　好的人居环境标准是什么？村民怎样做才算达标？在开展整治工作之前，首先要给村民树立规范和标准。

　　朱田村以村民小组为单位，首先进行本组公共区域卫生整治，之后村民理事会开展现场评比工作，每组评出3户“清洁星”家庭，3户不清洁家庭。整治的标准立起来了。

　　不过这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建立行之有效的长效管护机制。

　　朱田村村民理事会组织村庄卫生大扫除

　　人居环境整治的人手不足一直是个难题，如选择雇人，对村集体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尽可能节省成本，朱田村探索建立义工机制，充分盘活现有人手和资源。

　　义工的来源一开始是公益性岗位人员和政策性村民。全村共有生态护林员、妇女小组长等公益性岗位人员26人，以他们年待遇的20%为基数，按80元每天折算为义工天数，全村共折算总义工日124天。政策性村民包括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五保户等，无劳动能力或其他特殊情况者除外，这部分村民共调动义工日233天。

　　有了义工机制的保障，朱田村人居环境一天天好起来。不过还不够，村里环境好了人人受益，那么义工也应人人参与。从今年开始，朱田村推广全民义工制，每户村民都要承担5个义工日或出80元每天，以此调动全村村民参与到人居环境共建、共治、共享中来。

　　家禽散养一直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痛点和难点，为做好公共区域人畜分离，朱田村动员每户村民采取2个义工、20根竹子、160元资金选择一项的办法履行义务。3个月时间，全村共设置围栅2100余米，这项原需8万余元投入的工程，6500元就完成了。

　　此外，朱田村还在村规民约中规定，全村居民每人每月交1元，作为公共区域卫生保洁费。“村民交钱后，一方面更自觉维护公共区域卫生，另一方面也自发监督起公共区域保洁工作，起到了双向约束作用。”朱田村村民理事会会长何江峰说，如今村子不仅更美了，人心也更齐了。

　　朱田村村民理事会组织义工开展竹篱笆围制，篱笆就地取材免费提供，义工自发参与劳动，既提升环境品味，又实现人畜家禽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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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热情积小成大

　　一瓶洗发水，就把垃圾分类办了

　　半月谈记者 邵琨

　　一大早，山东省邹城市太平镇孙坡村保洁员杨芳就开始挨家挨户上门收垃圾。

　　“可回收的放在绿桶里，不可回收的放在蓝桶里，然后称重，给村民打分，再记录到本子上。”杨芳说，1公斤1个积分，每月进行一次兑换奖励，用这些积分，村民可以换日常生活用品。20~40个积分可以换一袋有机肥，40~60个积分可以兑换洗发水、香皂等生活用品。

　　积分兑换物品的日子到了，邹城市香城镇北齐村的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管理办公室一开门，村民们就围上来说道：“这次积分不少，我要兑换一瓶洗洁精”“我要两块肥皂”……

　　为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邹城市做了大量探索，也走了不少弯路。一开始政府推着群众干，包办代理垃圾分类，保洁员每人每月增加工资上门收集。

　　邹城市市容环境维护中心主任步德行说：“那时候，悬挂条幅、上电视做宣传，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户，给镇村干部发补贴，每年花费约430万元，但农村垃圾分类工作效果依然不好。”

　　邹城市太平镇孙坡村居民分类投放垃圾，保洁员分类收集

　　群众的事情，还需发动群众办。垃圾分类兑换积分模式启动后，村民垃圾分类热情提升，村干部补贴不用发了，宣传费用少了，保洁员的工作量少了，村民还逐渐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半月谈记者在北齐村看到，秀美的小村庄民居古朴、街道整洁、绿化带绿树红花相映。北齐村党支部书记齐士湖说，去年年初，村里召开扶贫动员会，全村1300多人集中在一个会场，会议结束后，地上没有一片纸屑、一个烟头。

　　在邹城，农村垃圾不仅实现分类，而且实现了资源化利用。村民将生活垃圾分为“可腐烂”“不可腐烂”两类。

　　“可腐烂”垃圾由转运员运送至资源化利用站，操作员对送来的垃圾进行称重记录。经预处理对垃圾进行粉碎、挤压、脱水后投放至发酵设备，经过24小时发酵形成有机肥。

　　村保洁员对“不可腐烂”垃圾进行二次分拣，再按照“好卖”“不好卖”和“有毒有害”的标准分类处置。“不好卖”的垃圾纳入“户集、村收、镇中转、市处理”垃圾收运处理体系，统一运送至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无害化处理；“有毒有害”垃圾按相关规定统一收运暂存进行特殊处理。

　　截至目前，邹城市已建成镇村垃圾中转站30余处、垃圾分类资源化利用站30处，垃圾分类设施已实现镇域全覆盖，行政村覆盖率达80%。

　　步德行说，邹城市13个镇每年仅需支出约75万元，就完成了全市农村的垃圾分类工作。这一举措节省垃圾分类推广资金约355万元，节省垃圾焚烧处理费用10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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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职工发光发热

　　有了热心和事佬，社区矛盾不上交

　　半月谈记者 李平

　　走进浙江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街道打铁关社区，老人们在一起闲适地聊天，孩子们欢快地嬉戏，一幅和谐温暖场景。谁能想到，这里从前是个“乱窝子”。

　　“那时候社区一年矛盾纠纷有100多起，我每天刚上班，就被社区居民堵在办公室，办公室里每天都是吵吵嚷嚷。”斯利民曾是打铁关社区党委书记，说起2006年初到社区任职时的情形，他依然心有余悸。

　　打铁关社区和事佬在调解居民纠纷

　　当时，打铁关社区有3类居民，一部分是拆村入城的村民，一部分是老旧城区的居民，一部分是在杭州购买了商品房的新市民。

　　“社区居民复杂多样，矛盾纠纷和诉求也就非常多元和突出，当时1年的上访量多达几十起。”斯利民说，私搭乱建等引起的邻里纠纷矛盾占50%、业委会与物业的矛盾占30%，再加上原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利益分配问题等，“把我搞得焦头烂额，社区干部明显感觉力不从心”。

　　无奈之下，他们想到了依靠退休党员，成立群众性自治组织，帮助化解矛盾纠纷。于是2008年，以社区退休党员为主体的和事佬协会成立。

　　和事佬协会成立之初就办了一件利民好事。2008年5月，杭州拟打造沿大运河的一条游步道，需要向打铁关和平小区推进20米，不少群众不满并上访。和事佬协会出动，做政府与群众的居间调停人，最后说服群众同意向小区内推进10米，让出的10米空间如今成为大运河的游步道和绿化区。小区居民饭后沿着大运河走走，生活质量也大大提高。

　　“做和事佬要受得了委屈，耍得了口才，镇得住场子，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副热心肠。”今年61岁的王月华，2016年成为打铁关社区和事佬协会的一员，她说，除了调解居民矛盾，更多的时候，他们更像是居民的知心大姐或知心大哥。

　　据了解，每年社区都会统计和事佬调解的矛盾纠纷，经认可的，根据矛盾纠纷的大小、性质等，给予每件20元至50元不等的补助，但很多和事佬本身是退休职工和党员，觉悟较高、加上又有退休工资，没去领这份钱。

　　“因为有了和事佬协会，没花多少钱，社区就变得越来越和谐。近3年来，社区矛盾纠纷类的投诉量每年下降25%以上，而找和事佬协会调解矛盾纠纷的每年增长10%以上，基本做到了矛盾不出社区，社区干部也可以抽身出来搞好公共服务了。”打铁关社区党委书记盛珺说。（记者 翟濯 毛振华 项开来 林超 闵尊涛 罗晨 邵琨 李平 刊于《半月谈》2020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