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期间全国范围开展的线上教育，不仅打破了高校的围墙，也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突破了地域和城市间的壁垒。

位于上海张江的浦东软件园区科创企业工作人员在发布会现场介绍基于互联网的远程网络教育系统（方喆/摄）

　　“自从我领衔的这门课程上线以后，也经常会收到来自边远地区的听众对我表示感谢，由此我深感安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在即将出版的《中国文学课序言》中写道。

　　2018年10月，陈思和受邀领衔为喜马拉雅音频平台研发一套现代文学的音频课程，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为主力，打造了一个音频课程的教学团队。他一向认为，高校的教育不应该局限在被围墙建筑起来的校园内，而应该在适当的条件下为社会服务。

　　疫情防控期间全国范围开展的线上教育，不仅打破了高校的围墙，也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突破了地域和城市间的壁垒。

　　布局全国

　　张晓从办公室的落地窗望向“光谷大转盘”，夜幕已至，灯彩流溢，从2017年回到武汉后他感受到光谷“互联网+教育”的能量，每一天都在蓄力，日渐蓬勃。

　　2017年开始，武汉光谷迎来了一波互联网教育公司，猿辅导、科大讯飞、尚德机构、考虫、沪江教育、跟谁学、小站教育……纷纷涌入。

　　中国的互联网教育行业有三大重要基地：首先是北京的中关村四区（海淀黄庄），2009年3月被国务院第一个批复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随之一大批培训机构在此诞生，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历史由此开始书写；同年9月光谷（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成为第二个被批复的创新示范区；2011年上海张江也拿到了正式批复。

　　中国互联网教育三大重点城市的格局由此三大创新示范区奠定了基础。不过在2017年前，无论武汉还是上海，业态发展都不如北京，因为海淀黄庄拥有最熙熙攘攘的人群和一张张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创业面孔。

　　张晓毕业于武汉的大学，他的母校离“光谷大转盘”咫尺之遥。“2010年毕业时，武汉还没有那么多发展的机会，只能选择南下深圳，后来又辗转北京，直到2017年才回到光谷创业。”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19年11月，中国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备案管理办法》，要求各地于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前完成对现有教育App的备案工作。截至2020年2月，教育部已分三批公布了共1928个教育App备案信息。

　　公开信息显示：从教育App备案数量城市分布情况看，北京排名第一，备案产品数量、头部公司数量遥遥领先；成都、杭州引领第二梯队；合肥、武汉、郑州、上海等城市亦形成了雄厚的在线教育产业。

　　由此可见，“互联网+教育”产业已经摆脱“三大重镇”的束缚，在中国各大城市遍地开花。

　　北京是国内在线教育最发达的城市，共有251家机构，备案了612款教育App，数量超过排在2至8位城市的总和。

　　成都、杭州分别有74、63家机构备案了165、112款教育App。而紧随其后的城市团队，合肥、武汉、郑州、上海、长沙、济南、广州、苏州备案的教育App数量相差不多。

　　业内人士认为，教育App的城市排名，主要由当地教育、科技和资本的资源决定，同时互联网经济蓬勃兴起的城市，也必然拥有更多的“互联网+教育”企业。

　　而公共互联网教育真正的利好，则是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壁垒，让更多的人更自由地享有多样化高质量的教育资源。

　　所有的效用，在2020年这个非同寻常的春季，被一再放大。

　　2月17日，北京中关村第三小学英语老师鲁凤玲在家中为学生录制“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教学内容，电脑附近贴满了用来提词的纸条

　　小城蓝海

　　28岁时，徐飞从瑞典学成归国，他先后就职于多家互联网公司，创业一直是他的夙愿。

　　2019年初，他作为伴郎参加同学的婚礼，与多年不见的上海交大同学一拍即合，名为“好奇说绘本”的互联网幼儿教育项目，自当年6月开始启动。

　　“此前我和同学都在接触大众社交化互联网经济市场。我在为一家美妆公司做系统和产品端，而同学则为一家保健品公司做渠道和代理。我们都认知到，在那些中国广大的普通城镇，普通家庭的家长人群对于系统育儿缺少科学的理念，同时也没有合适的育儿素材。”徐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徐飞看到了这个项目的盈利模式：通过互联网结合亲子阅读场景，触发最广泛的普通家庭用户人群，让这些宝妈宝爸们通过自身的成长，改变一些中国家庭的亲子教育问题。“这样的亲子家庭，中国大概有8000万到1个亿。”徐飞说。

　　线上，通过微信群积聚受众；线下，在各个城镇开展亲子读书会；让有共同兴趣的人交流互通，这是“好奇说绘本”已经布局的架构。

　　2019年10月，徐飞离开上海，搬到杭州正式投入该项目运营。之所以离沪，是出于在他看来由于阿里巴巴这样互联网巨头企业的带动效应，杭州整体互联网产业链的发展、人才储备、文化氛围要优于上海。

　　对于中国的县城和小镇，“互联网+教育”早已成为提高教育水平、增加教育资源的重要手段。

　　2017年底，国家信息中心和教育部等单位联合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了第二届“互联网+教育”峰会。

　　时任上饶市常委、副市长任友群（现任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总结“互联网+教育”在市县的探索主题报告中提到：“互联网+教育”在欠发达地市的发展，更需要顶层设计，如果没有顶层设计又会走很多弯路。

　　在任友群看来，互联网给了欠发达地区在教育行业一个后发先至的机会。只要找对方向，就算原来比较欠发达、比较落后、比较差，也能一跃而起，当竞争规划、游戏规则改变，线性竞争将转换成维度竞争。

　　2020年春天的疫情对徐飞刚刚运作的新项目影响有限，“从去年7月份200左右的种子用户发展至今，我们已拥有15000多人次的付费会员。其中很多人甚至居住在快递都无法到达的乡村。”

　　疫情最大的影响在于快递业务的停滞，孩子和家长无法更新绘本，他们不能一直阅读同样的书。

　　三沙市永兴学校老师张利带着学生，通过远程在线教育系统，与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的老师和学生一起上音乐课 （沈伯韩/摄）

　　疫情带来“新”学生

　　有这样一个苦中带乐的故事流传在上海高校之间：阿富汗的一个留学生，寒假期间回国后，因为疫情无法返校，只能在家乡上网课。他居住的村庄没有网络，每天需要往返集镇上课，信号还是时断时续。上海的导师实在不忍他千辛万苦，告诉他缺的课可以等回到中国再补。

　　2019年是世界互联网诞生50周年，也是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25周年。据当年10月发布的《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显示：从世界互联网发展指数指标体系的评估结果看，中美两国发展最为突出。

　　同时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给出了当前全国互联网建设及综合发展的省市排名，其中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分列前五名。

　　中国在短短25年间，迅速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信息化差距。也正是由于互联网发展的巨大进步，才让中国互联网教育产业拥有成长壮大的沃土。

　　陶焱不仅是上海学悦教育的董事长，也是上海市杨浦区学校培训协会的副会长。不久前他应复旦大学的邀请参加了一场云端讨论会，“沟通后才知道，原来我们线下培训行业是最惨的。因为疫情，此前全国大概有12000多家培训学校倒闭，仅我所在的协会就有几十家关门，这个比例相当惊人。”陶焱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学悦教育是一家专注古文和传统文化教学以及课程开发的培训学校。相关数据显示，因疫情，2020年2月开始，学校的课程集中转至线上教学，正因为此，营收及消课指标并未受到致命的冲击。“二月的营收指标是激增，三四月下滑较严重，但消课指标一直维持疫情前水准。”陶焱说。

　　2018年中旬，陶焱就开始琢磨如何启动建设自己的网校平台和网络教室项目。学悦教育所有的分校都在上海，并未向其他城市扩张，在他看来这是因为学悦始终保持着对“育人”这件事情的敬畏之心。

　　“线下学校跨城市开设，必须直面的问题是师资水平参差不齐，这种‘唯利’的冒险我们不愿意。但网络课堂不一样，它能在保证教育水准的前提下，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陶焱说。

　　正因为对互联网优势的“先见之明”，让学悦教育不仅平顺地度过疫情期间，更进一步打开了海外市场。2019年中旬，学悦网校正式对外运营后，在美国和澳大利亚，都有当地华人，通过网络参与到中国古典文化的培训课程中。

　　在今年的2月至5月，学悦的官方公众号订阅量从5.8万人次增长至9万以上人次，其中不仅有新加入的中国香港学生，也有其他国家的新学生逐步、成规模地参与线上培训。

　　“因疫情，云办公、云教育走到发展的风口，我们要抓住目前磅礴的发展机会。”陶焱说，“在政策和市场需求的推动下，互联网教育的产业链正在飞速运转。优质资源通过互联网打破了乡村、城市乃至国与国之间的‘可获取度’的局限和壁垒，这对于所有的‘向学之心’都是最好的礼物。”记者 骆晓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