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层面的政务数据共享进展相对顺利，难在纵横贯通——纵向数据难“回家”，横向数据难“串门”

　　不愿不能不敢，摆在政务数据共享面前有三把“锁”

　　“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

　　律师付晓雷想起历时一年还踪迹难寻的一位被执行人，边感叹边摇头。

　　在这起民间借贷纠纷中，法院判决被执行人还款，但找不到人。不久前，付晓雷通过朋友得知被执行人身在北京，可惜“小道消息”来得太晚，未及与法院沟通，对方又消失了。

　　在民事执行案件中，找不到被执行人的情况并不罕见。“如果法院能获得有关部门提供的铁路、民航等信息，就能很快获取行踪。但这些与执行相关的跨部门数据，很难共享到法院。”付晓雷告诉记者，大多数时候当事人只能大海捞针自己找。

　　其中的关键——政务数据共享，仍堵在路上。

　　无论是数字经济、新基建还是智慧城市，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都是基础。具有规模性、权威性、全局性等特点的政务数据在政府部门之间的共享，则是基础中的基础。随着大数据战略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央多次提出加快政务数据开放共享。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广东、浙江、贵州、重庆等20多个省区市明确了政务数据统筹管理机构。

　　但各类电子证照共享等看似并不困难的数据服务，在很多地方远未实现。

　　当数据治理步入深水区，数据孤岛的硬骨头在哪里？如何啃？

　　5月28日，市民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24小时自助服务大厅通过综合自助机办理相关业务 徐昱摄/本刊

　　数据“串门”三堵墙

　　记者获悉，地方政府层面的政务数据共享进展相对顺利。难在纵横贯通。

　　纵向数据难“回家”。国家层面数据平台的数据统计需省市县层层上报，但数据上行容易下行难。

　　例如国务院某部门信息系统由相关办公室统一建设，各省区市通过该平台上传数据，但该系统并未给各省区市提供数据接口，各省区市或者定期到国务院相关部门手动拷贝，或者重建系统重复录入，带来重复建设、数据安全等问题。

　　横向数据难“串门”。据了解，尽管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2017年已上线，但平台只起通道作用，不具备数据统筹权，共享决定权仍在数据拥有方。而作为主要数据拥有方，地方政府、垂管系统的数据保护惯性依然存在。

　　以垂管系统为例。地方政府出台的数据资源管理相关规章制度，只能针对地方政府部门，对承担征信查询、供电、通信、民航、铁路、自然人信息等公共服务的单位，特别是中央在地方的直属机构及企业没有约束力，而这些部门往往掌握着需求量很大的数据。据了解，一些强势部委均有相关内部管理规定，强化数据归口管理，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数据共享。

　　横向数据难“串门”的主要表现有三：

　　其一，进来可以出去难。一些涉自然人的关键信息，是共享需求极大的政务数据，公积金办理、不动产登记、入学等众多基础民生服务均需提供。但目前这些数据原则上不能出“专网”，“只准进不准出”。

　　其二，服务可以准确难。对于有迫切需求的基础数据，一些部门可以提供信息服务，但反馈仅限于“是”或“否”。“核实一个人的姓名，得到的反馈是否。哪里错了？不知道。不知道这个名字是曾用名还是假名。”某部门负责数据汇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即使“是”或“否”，服务也有限量。前述工作人员表示，其所在部门每天只有5000个申请额，实际需求却在3万～6万。“政务办事大厅群众排队办事，但可能下午三点查询额度就用完了。后面的人只能下次再来。”该工作人员说。

　　其三，准确可以无偿难。一些部门可以提供比“是”或“否”更准确的数据核验，却以各种方式额外收取费用，每次几毛到几元不等。前述工作人员坦言，“财政根本没办法安排这个钱。”

　　不愿不能不敢三把锁

　　不愿不能不敢，是摆在政务数据共享面前的三把锁。

　　不愿共享。信息资源专享的权属观念在一些部门仍普遍存在，造成信息资源部门化、部门信息资源利益化。

　　不能共享。目前，我国大数据标准体系建设尚未完善，各地各部门的数据处理技术各异，数据库接口缺少互通。“国家已经出台部分大数据标准规范，但各地落地实际效果仍有待提高。”国家密码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重庆大学大数据与软件学院教授向宏说。

　　不敢共享。据了解，国家对政府信息资源的所有权、管理权和使用权及信息共享的责任主体等，一直没有从制度层面予以明确，很多部门出于担忧数据安全风险不敢共享数据。

　　事实上，不仅开“锁”的钥匙尚未完全打制出来，三把“锁”的存在还有一系列规章制度“撑腰”。

　　向宏说，“推进数据共享的要求跟现存很多规章制度冲突。”

　　此外，为实现百姓少跑路，A部门主动向B部门提供办理某项民生服务所需的电子证照，但B部门在既有规定下不敢受理，坚持收取纸质盖章版。

　　多位受访者向记者感叹，为数据共享撑腰的制度设计，不够硬。

　　一是我国数据领域立法进度滞后。例如赋予数据主体相应权力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对数据知情权、数据采集权、数据使用权、数据收益权、数据共享权等定义不清、边界不清、责权不清。

　　二是各地大数据管理机构隶属体系、定位不同，国家层面主管部门缺位。

　　各省区市已设立的大数据管理机构归属、职能设定不一，有的直接归属省级政府，有的归属省级政府办公厅，有的归属省经信委、发改委、科技局。而国家层面尚未设立大数据主管部门，带来九龙治水、协调不顺等难题。

　　在此情况下，一些部门共享政务数据成了“情分”。某些强势部门甚至“开倒车”。据了解，今年，某部委出台内部文件，要求收紧政务数据共享开放。该部委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了此事，“怕一旦有问题，没法背责任。”

　　体制“钥匙”如何开锁

　　“数字时代，数据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数据带有非常强的属地性特征，区域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数据属性和利用价值也不同。这是其他自然资源无法比拟的。中国是数据生产大国，应当尤其注重对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向宏强调。

　　更好地开发利用，开锁的关键“钥匙”，还在于体制机制的完善。

　　从技术层面看，向宏建议加快完善我国大数据标准体系建设，推动已有大数据标准规范更好落地。

　　从体制建设层面看，多位受访专家建议设立国家大数据管理部门，统筹推进数据采集汇聚、登记管理、共享开放、融合应用、流通交易、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大数据产业发展等工作，并对地方大数据管理部门进行统一指导。

　　同时，加快建立国家、地方、部委一体化数据联动调度机制。支持“三融五跨”的一体化数据应用公共服务体系。

　　从法制层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草案)》已于今年发布。参与该草案审议的向宏强调，在明确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同时，应注重数据安全与数据开发利用的关系，避免数据安全成为数据壁垒的借口。

　　此外，多位受访专家呼吁研究起草数据法，为大数据确权，并从法律上规范大数据的共享、开放、融合、应用。可考虑开展政务数据资源授权开发利用的试点工作，建立容错试错机制，鼓励地方开展地方立法、数据权属、数据定价等探索，为国家提供参考经验。（记者 徐欧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