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兵工厂生产的部分火炮（翻拍自重庆建川博物馆）。本报记者黄伟摄

　　自全面抗战爆发，全国兵工厂西迁以来，重庆一时成为大后方最大的“武器弹药库”。八年间，供应了抗日军队所需三分之二的枪械、弹药

　　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山城近十万兵工人，在物料、装备短缺，生活清苦、头顶轰炸的艰险环境中，满腔热忱，争分夺秒“创造犀利的武器”

　　“战以止战，兵以弭兵，正义的剑是为保卫和平。创造犀利的武器，争取国防的安宁……同志们，猛进！猛进！”

　　1939年，随着华中重镇武汉失守，侵华日军南犯长沙，西窥宜昌，并频繁派出轰炸机群，空袭重庆等后方城市。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更加艰难时刻。然而，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一首激昂的歌曲在重庆嘉陵江畔传唱开来。

　　与这歌声相伴的，是长江、嘉陵江两岸越来越多的厂房里、岩洞中，轰鸣不息的机器、日夜苦干的工人，和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枪炮。

　　“卢沟桥事变”后，不到两年时间，华北、华东大片国土沦丧于日寇之手。地处长江上游，据夔巫之险，乘舟楫之便，有川滇黔广袤土地作腹地的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和战略大后方。

　　在担当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同时，重庆还肩负起为前线数百万抗日将士提供武器弹药的重任。自全面抗战爆发，全国兵工厂西迁以来，重庆一时成为大后方最大的“武器弹药库”。八年间，供应了抗日军队所需三分之二的枪械、弹药。

　　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山城近十万兵工人，在物料、装备短缺，生活清苦、头顶轰炸的艰险环境中，满腔热忱，争分夺秒“创造犀利的武器”。

　　炮火下搬来的兵工中心

　　重庆主城九龙坡区鹅公岩大桥头，一尊手握钢枪怒吼射击的抗日军人雕像，跨立石碑之上，面朝东方，日夜守望着奔流不息的长江。雕像下方的岩壁里，隐藏着百余个纵横交错的人工岩洞。

　　这里是国民政府兵工署第一兵工厂旧址。而它的前身，则是创建于晚清，以“汉阳造”步枪显赫于近代中国的汉阳兵工厂。80多年前，在不断进逼的日军炮火下，这座当时的“兵工砥柱”几经迁徙，于1940年春定址山城。在此之前，当时我国最主要的兵工企业大多已在重庆落户复产。

　　“西迁运动，造就了重庆抗战兵工中心的地位。”中国抗战史学会副会长周勇介绍，全面抗战爆发前，我国兵器工业不仅力量薄弱，布局也极不合理，几个大厂，如汉阳兵工厂、上海兵工厂、金陵兵工厂、济南兵工厂、巩县兵工厂等，均在中东部且以沿海为主。随着战事恶化，这些工厂很快面临沦入敌手的危险。搬迁到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就成了必然选择。

　　尽管国民政府兵工署早在“卢沟桥事变”前，就开始计划兵工企业内迁事宜，但由于对战局发展态势估计不足，加之顾虑迁移过程影响前线弹械供应，各兵工厂直到1937年9月至11月，才陆续动迁，多数兵工厂是在临近沦陷时才仓促撤出。

　　专事机枪、步枪制造的金陵兵工厂接到迁厂令后，职工们夜以继日将4300吨机器设备和材料拆卸装箱，于1937年11月底紧急撤离南京。因时局紧迫、运输工具奇缺，有一批物资实在没法运走。无奈之下，厂长李承干只好委托姚志良等三位工友和士兵留守照看，寻机抢运。虽然做了这样的安排，但并未抱太大希望。

　　12月6日，日军攻城部队兵临城下。听闻炮声的姚志良和留守同仁，找来群众协助，将剩余物资装上两条民船，在炮火硝烟中离开南京。随后一路顶风冒雪，水陆兼程，在工厂驻武汉办事处帮助下，终于在1938年2月将物资运抵重庆江北簸箕石码头。厂长李承干深为感动，赞叹道：“三君于国难极端严重时期，为国为厂，竟能不顾一己之安危，不独为国家保存数十吨物资，其艰苦卓绝之行为更堪资一般人所矜式。”

　　钢铁乃武器之母。随着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日军兵锋直指武汉，当时中国最主要的钢铁资源——包括汉阳铁厂、钢厂、大冶铁厂、六河沟铁厂等在内的联合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不得不于1938年6月自武汉迁往重庆。

　　天上飞机轰炸、脚下激流险滩，西迁之路，艰险异常。原钢迁会员工、已去世的王遴元老人，曾这样回忆：“走到湖北枝江，说完了，船快翻了。很多人就哭，小孩、妇女们都哭了。后来船主找我说，把这些（炼钢厂的）机器都丢到河里边吧，救人吧。我说，这决不可能！”“结果这个船倾斜到35度，好在下面是泥沙，没有碰到石头，如果碰到暗礁的话，那所有的设备、所有的人全部完蛋。”

　　历史档案显示，至1940年，我国兵工内迁完成时，兵工署直属17家兵工企业中，有11家驻扎重庆，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除当时尚不能自制的坦克、重型火炮外，这些兵工厂的产品涵盖了钢铁、火药、子弹、手榴弹、炮弹、甲雷、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战防炮等当时我国军队实际投入使用的几乎所有枪械弹品种，成为当之无愧的抗战兵器工业中心。

　　头顶轰炸创造犀利的武器

　　如今，“兵工署第一工厂”旧址经过保护性修复，成为以抗战历史为主题的“重庆建川博物馆”。依托当年开凿的生产洞体，展览着大量抗战时期的实物、影像资料等。

　　在兵工史展览区，一支支乌黑发亮的步枪、机枪，一款款军绿色掷弹筒、迫击炮，静静陈列着。“这些都是抗日的武器！像这款二七式掷弹筒，是当时重庆兵工企业自行创制的优秀兵器，性能远优于日军同类装备，在战场上有力杀伤了敌人。”博物馆讲解员介绍说。

　　自淞沪会战以来，抗战前线日渐激烈的战况，造成枪械、弹药大量损耗。历史档案记载：全面抗战爆发的最初半年，“由军政部及后方勤务部先后分别经发弹药，概计数量，步机弹药在二万万发以上。”使国民政府在战前积存的械弹几乎用尽。1937年11月，军政部报告“库存弹药只够20个师作战三个月”。

　　“抗战之初，我国基本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独立对日作战。后来苏联空军曾援华作战，苏德战争爆发后便停止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才开始援华，但由于我国的出海口已经全部陷入敌手，援华物资只能靠滇缅公路，和飞越‘驼峰’的有限空运，数量也是极有限的。”重庆市档案馆研究员唐润明告诉记者。

　　一面是抗日前线对武器、弹药需求之急迫，一面是外国援助之稀缺，为前方将士补充足够弹械的重任，就落到了大后方兵工厂头上。

　　然而，西迁以后，虽免除了受日军攻击占领的威胁，但各兵工厂机器设备有限，原材料缺乏等难题又接踵而至。危难时刻，各厂均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力求迅速重建，早日开工，尽最大努力维持前线武器供应不辍。

　　已改称兵工署第二十一厂的金陵兵工厂，在厂长李承干组织下，自南京搬迁之始，即派人赴香港采购生产物资，并预先在重庆启动新厂建设。“各员皆分负责任，修建房屋与安装机器，同时并进，不使分寸光阴稍有浪费；各项机器，随到随装。各人员夙夜勤劳，尽忠不倦。”三个多月就完成了主要工程。1938年3月1日，二十一厂率先复工，当月就赶制出40挺马克沁重机枪等武器送往前线。

　　战时的重庆，缺电、缺燃料的情况时有发生。生产轻机枪的铜罐驿分厂，位于城区外的江边小镇上，由于这里未通电，只能靠自发电，兵工署配给了一台破烂不堪的445马力柴油发电机，却又无柴油可用。生产工作只能从“炼油”开始。化学专业的技术员李大声在一处山坡上搭起棚子，找来几个旧油桶，自己动手锻打铁器，又买来当地常见的桐油，经过一番摸索，竟然炼出了柴油，终于让机器轰鸣起来。

　　除物料匮乏外，各工厂还不得不应付日益频繁的敌机轰炸。1938年10月之后，日军几乎每周出动飞机，轰炸重庆市区。沿江布局以图运输、水电供应便利的各个兵工厂，成为重点轰炸对象。

　　为防空袭，第一工厂边生产，边在长江边岩壁上开凿出116个岩洞，建成22000多平方米的地下厂房。各岩洞分工制造零件，通过腰洞相互传递，最终组装成武器。这种洞内串联生产方式，不仅躲开了轰炸，还提高了效率，为不少兵工企业效仿。

　　二十一厂则调整工厂布局，坚持在地面生产。铣工胡学佑曾回忆，重要的设备都是独立放置，间隔很远，每间厂房外还堆着木材和各类工具，“轰炸一完，我们就可以马上搭建临时厂房复工生产。”

　　尽管困难重重，各工厂在开足马力生产原有制式武器的同时，还不断改进、仿制新式武器，为前线千千万万正以“血肉之躯”与日寇作战的将士们，增添了不少攻防利器。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重庆各兵工厂改仿制武器达数十种之多。以二十一厂为例，在老式“汉阳造”基础上，结合德国八九式步枪，于1943年创制出一种新型步枪，比上述两型步枪更灵便、更安全，杀伤力也更大；改良升级捷克式轻机枪，能立射、跪射、卧射，还可以高射低飞的飞机，每分钟射速达250发至300发；新制一二〇迫击炮，最大射程5000米，较法国同类产品减轻一半，且操作灵便，发火精准。

　　掷弹筒是侵华日军频繁使用的步兵武器，抗战初期，曾给我国军队造成重大伤亡。1938年底，三十工厂试造成功二七式掷弹筒，装拆简单，调整射程需时极短，每分钟可发射20发，批量投入战场后，大大削弱了日军近战火力优势。五十工厂还于1941年成功试制出三七战防炮（步兵平射炮），用以对付日军坦克、装甲车。

　　“众多工厂互相配合，使效率不断提高，质量日益改进。1938年到1945年，重庆主要兵工厂共生产各种枪弹8.5亿发，炮弹近600万颗，步枪近30万支，轻重机枪3万余挺，火炮1.4万门，掷弹筒6.8万具，甲雷42万多颗。”唐润明介绍说，当时抗日战场所需的常规武器，诸如重机枪、迫击炮、掷弹筒、手榴弹等大都能充足供应且有盈余，轻机枪、迫击炮弹、步枪及枪弹，也基本能满足需要，重庆各厂对此起到了主要支柱作用。

　　同志们，猛进！猛进！

　　“举目四瞩，漫山烽火，遍地腥氛。而抗战情绪，上下一心，坚逾金石。前方寸土必争，坚强抵抗……本厂为制造枪弹工厂，任务极为艰巨……唯有殚精竭虑，宵旰从公……迄至胜利。”

　　这是抗战胜利后，兵工署第二十工厂厂长陈哲生的一段记叙。和陈哲生一样，当时身处艰险中的山城兵工人，面对破碎的山河、嚣张的敌焰，无不“拼命流汗牺牲，竞图赶造”。

　　生于南京，在抗战烽火中随迁重庆的二十一工厂子弟郑洪泉，今年已90岁高龄。他至今记得80余年前父辈们夜以继日劳作的场景，“刚搬到重庆时，工人们都自觉每天工作12到14个小时。可以说上至将军厂长、下到普通工人，都在默默地拼命。其中最可敬的，是我们的老厂长李承干！”

　　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李承干，1919年进入汉阳兵工厂，1931年任金陵兵工厂厂长。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他的带领下创造了三个月西迁重庆并复工的奇迹，此后的二十一工厂不断扩产壮大。

　　“李承干一直单身，到重庆后完全以厂为家。14平方米的办公室，他和主任秘书、工务处长三人办公，背后靠墙一张单人床就是他的卧室。不管多晚睡，有事随时要叫醒他。”从大学教授岗位退休后专心研究李承干的郑洪泉，对“老厂长”的抗战往事如数家珍：预料到战事日紧，设备、物资肯定会短缺，他就派出得力人员常年到外采办；他亲自主持设计新式步枪，改进机枪、迫击炮；他非常关心职工生活，但生产上要求极严格……

　　让不少工人记忆深刻的是，面对日军飞机频繁空袭，李承干最关心机器分散开保护好没，工人们是不是都进了防空洞。而他往往是最后一个进洞。有时甚至喃喃自语：“炸我们吧，炸我们好。炸了我们马上能复工，总比炸那些没有能力恢复的工厂好。”

　　为激励职工斗志，鼓舞大家战胜困难。李承干还邀请留日时就已熟识的著名诗人、学者郭沫若为工厂创作厂歌。素来钦佩李承干为人的郭沫若不仅慨然应允，还请著名作曲家贺绿汀为之谱曲：

　　“战以止战，兵以弭兵，正义的剑是为保卫和平。创造犀利的武器，争取国防的安宁，光荣的历史肇自金陵。勤俭求知，廉洁公正，迎头赶上，尽我智能，工作是不断的竞争。我们有骨肉般的友爱，我们有金石般的至诚。我们有熔炉般的热烈，我们有钢铁般的坚韧。量欲其富，质欲其精。同志们，猛进！猛进！同志们，猛进！猛进！”从此，这首歌就唱响在长江、嘉陵江畔。

　　在李承干带领下，二十一工厂先后接管了汉阳兵工厂步枪厂、二十工厂轻机关枪厂、重庆武器修理所、十一工厂部分、四十工厂，并在云南安宁建立分厂，最终成为大后方规模最大的兵工厂。到抗战末期，其武器产量已达“全国轻武器的一半左右”。

　　同样头顶轰炸“猛进”的，还有钢迁会的员工们。抗战期间，仅钢迁会记录在案的较大规模日军空袭至少有三次，死伤员工约200人。但面对敌人的残酷轰炸，1940年至1945年，钢迁会钢铁厂共生产生铁96057吨、钢28657吨、钢材15456吨，分别占抗战时期大后方钢铁总产量铁的90％、钢的65％、钢材的40％。

　　“我们当时一边安装设备，一边生产，一边还得躲避轰炸，每天都要注意高处挂出红气球没有，如果挂了，就预示着日军很快就要丢炸弹了。”老工人邹宗友回忆说，尽管如此，我们仍希望多炼一些钢铁出来支援兄弟兵工厂，多出产一些子弹、枪炮，好狠狠地回击日本侵略者。

　　一位钢迁会工作人员当年曾这样写道：“抗战是这样紧急，人们的生活是这样煎迫。我们并不觉得难过，因为我们早已了解了现实，我们的生活目标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利，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一个思想，一个期待，那就是努力造械，争取抗建大业早日完成，以及和平的早临。”（记者 张桂林、刘恩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