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孩子送进国际高中前，北京家长刘静的内心“挣扎了两个月”。

　　按照最初设想，孩子读完国际高中后就出国留学。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成为“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对于是否选择国际高中，刘静一直犹豫不决。中考前，孩子说，想读普通高中，考国内高校，不想出国了。

　　疫情让留学计划遭遇变数。

　　面对部分出国留学计划遇阻的学生，9月16日，教育部决定临时允许部分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扩招，清华、北大、上海交大等知名高校90个项目均在其列。

　　看到这个消息，刘静“松了口气”。

　　尽管，来自国家的政策兜底，让刘静压力减轻。但她始终需要面对这些，“怎么也绕不过”的问题：课程与国内普通高中不兼容，绝大部分人无法注册国内高中学籍，很难转回普高，无法参加高考。

　　是搁置留学计划中断学业，还是硬着头皮继续往下走？每个决定背后，不仅仅是对两种教育模式的考量，还涉及国际高中生面临的诸多实际问题。

　　踏上这条路，需要投入更大的勇气应对“不确定性”

　　“不再有固定的班级概念，实行‘走班制’。”“没有纸质课本。”坐在记者面前，郭天利这样描述他在国际学校的学习生活。

　　这是北京一所开办较早的公立学校的国际部，具有相当知名度。

　　在国际部就读，让原本痴迷于数学竞赛的郭天利发现，文学课竟然比数学还有趣，“唯一的遗憾是，英语戏剧课的外教还没能返回中国。”这只是疫情带来诸多不便之一，而更大的影响，将事关郭天利留学计划能否顺利进行。今年，很多国际高中或公立学校国际部毕业生，在拿到国外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无法前往当地就读，被迫在家上网课。

　　“选择国际高中的人最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出国留学？”浙江宁波某国际学校管理者马智认为，“有的学生是为了增长见识，有的学生只是为了回避高考，寻找解决替代方案。疫情对后者的影响可能更大。在综合考量成本、安全和灵活性等各种因素后，一些原本对国际高中抱有兴趣的家长，最后还是选择了普高。”

　　但是，刘静属于前者。她告诉记者，离孩子国际高中毕业还有两年。她笃信，到时候顺利出国留学“应该不成问题”。

　　记者采访发现，虽然对于国际高中的态度不一，但是无可争议的是，一旦决定踏上这条路，需要比以往投入更大的勇气，以应对“不确定性”。

　　上半年，托福、SAT考试接连被取消。尽管孩子刚读高一，但为了刷分，刘静还是着手为他报考了托福，可一进报考系统，就发现北京、上海等地考点爆满，她不得不“舍近求远”，报考12月徐州考点，“还有朋友的孩子为了参加考试，报了蒙古国考点”。

　　国际高中招生遇冷，部分学校招生断档

　　一家国际教育研发与服务机构发布的《高中国际项目发展状况（2019）》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国内已有公办学校国际部（国际班）、国际化特色民办中学等校近1000所，在校生总规模约50万人。

　　国际高中，一直被中国家长视为另一条“跑道”，需要家庭持续的经济投入。北京、上海等地国际高中每年收费10万至20万元不等，二、三线城市基本不超过10万元。

　　该报告称，北京、上海两地都有百余所学校实施高中国际项目，新生人数约占当地高中招生人数的8%到10%。

　　疫情突至，国际高中境况如何？记者调查发现，今年各地多所公办校国际班、民办学校中外课程项目招生遇冷。部分学校没有招满，一批次录取剩余空额与去年相比几乎翻番。

　　8月初，南京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了普通高中补招信息，多所国际班、民办高中招生缺额达到181人，部分项目出现断档。此外，与2019年相比，部分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和位次下降明显。南外剑桥国际班录取分数下降8分，录取排名下降了3052名。

　　几乎同时，郑州外国语学校、郑州一中、成都七中万达学校等多所高中国际班启动补录。

　　其实，国际高中招生遇冷不仅仅来自疫情的影响，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在疫情发生之前，出国留学已经增长乏力。

　　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发布的《2019美国门户开放报告》，2018至2019学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仍然是第一位，超过37万人。但仅比上年增长了6000人，是近10年最少的一年，仅有最高峰时的1/7，连续下降了6年。

　　赴美留学一直被视为留学市场的风向标，也是国际高中生的首选。

　　曾丽在一所国际学校山东校区担任高中教学主管。这家国际学校在国内多地开办分校。“受疫情影响，学生们的出国意愿确实有所降低。”她说。

　　尽管如此，这些国际高中生依然没有“刹车”停止学业，而开始选择“转向”。曾丽向记者展示了一份对校内学生的摸底调查：作为留学目的地，美国的吸引力下降了6.48%。许多学生和家长把留学目的地从美国改为英国等欧洲国家。据调查，在宁波的一些国际学校中，很多家长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课程不兼容，转回普高难度大

　　疫情是突如其来的，但是，国际高中生的困扰则长期存在。在顺利毕业前，因故离开国际高中，还能转回国内普高吗？绝大部分的国际高中生没有这样的选择权。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国内高中学籍。

　　“通过中考进入中外合作办学高中项目的学生拥有国内高中学籍的，因为这些项目在教育部门有备案。”马智坦言，“但这种情况涉及学生人数非常少”。

　　“从政策上讲，国际学校颁发的高中文凭被国内认可，国际高中生就可参加高考。”华中师范大学调查评估中心主任胡向东认为，即使没有国内高中学籍，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也可以考虑从“高中同等学力”的途径出发，经程序化认定这部分高中生的学力水平，为其确认高考报考资格。

　　“真正难的是这部分学生学习的内容可能与国内高中有一定差异。”胡向东分析，在现有高考体系中，国际高中生没有优势，他们的英语水平可能略高，但这个优势在高考中体现并不明显。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国内各类国际学校的课程主要分为三类，分别是IB文凭、AP和A-Level课程——前者是国际文凭组织开发的预科课程，后两者分别是美国和英国的课程。

　　“国际课程与国内高中教育存在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国际课程要求多样，成绩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志愿服务、文书、课外活动等其他考核指标对学生有着具体要求。”马智所在的宁波某国际学校采用A-Level课程体系。

　　在马智看来，“疫情下，国际高中生出国留学受阻，参考A-Level成绩，进入国内中外合作办学大学，应该可以成为一个出路”。

　　分类消化吸纳国际高中生，搞好教育“内循环”

　　谁来接纳疫情影响下不愿意出国，或者在留学道路上面临困境的国际高中生？

　　9月9日起，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接连发布增额录取招生信息，向持有国外优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中国籍学生敞开大门，学生毕业后直接获得海外高校的学位证书。

　　西交利物浦大学招生简章称，此次招生是由于中国学生留学路径遇阻，为解决这一群体的实际困难和需求，“在有关部门的指导和安排下”设置。

　　教育部国际司（港澳台办）负责人介绍，此次扩大合作办学招生不纳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不占用高校原有招生指标，对高校其他各类招生不产生影响。招生工作遵循双向选择、择优录取、保证质量的原则。

　　事实上，宁波诺丁汉大学从2004年筹建开始到现在，一直要求拥有中国国籍的学生，必须通过高考进入宁波诺丁汉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副校长沈伟其回复记者：“希望通过综合评价体系增额录取部分国际高中生，分类消化吸纳优质生源，以培养多元化的人才。”

　　“当前，要打通国际高中的‘断头路’，需搞好教育‘内循环’。”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常务理事、留学分会副理事长陈志文建议，“目前，我们有必要调整相关政策，对这类办学模式适当放开，鼓励更多国外优秀大学到中国办学。在尊重这类大学举办模式的同时，也尊重他们的申请审核制招生模式，方便和国内的国际学校对接，同时，也需要在学历认证上给予必要的配套调整。”

　　陈志文提醒，在鼓励建立这种独立法人模式的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形成国内国际化教育“内循环”的同时，其录取制度一定要保持一致。“比如都是申请审核制，但不宜一部分搞申请审核制，一部分按高考分数。”这次，多所高校增加录取招生，就是鼓励它们搞单独的申请审核制，只发外方文凭。陈志文说，在不影响高考公平的基础上，这一举措给了一些已经走上国际高中教育道路的学生回头的机会。（记者 陈鹏）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部分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