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期间政法机关持续深化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治理现代化夯实“中国之治”根基

　　“只跑一个地方就把事情解决了，好几个单位接待，有调解员给我们主持公道，真的很感谢。”不久前，浙江宁波市民陈女士从当地一家房地产公司顺利拿到退房款后，特意赶到矛盾调解中心致谢。

　　走进一扇门，能解万家忧。宁波市鄞州区矛盾调解中心，整合了综治中心等11个中心平台功能，党委政法委、信访、法院等19家单位、部门力量入驻，“一站式”为群众提供各类法律服务。

　　在浙江，像这样的法律驿站共有90个。看似简单的“物理整合”，却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县级矛调中心共受理矛盾纠纷57.3万件，化解54.2万件，化解成功率达94.6%。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重要论断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十三五”期间，各级政法机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努力夯实“中国之治”的根基。

　　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没想到能这么快拿到赔偿金，省下了一大笔诉讼费，没花一分钱，也不用开庭了，真是省事又省心。”9月25日，当事人刚某来到河北省兴隆县人民法院“一站式诉前化解中心”，连声道谢。

　　近年来，各地法院前移解纷关口，延伸服务触角，下沉力量资源，建立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链条，实现纠纷“终端”与诉讼“前端”无缝对接，让大量纠纷止于未发、化于萌芽。

　　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法院诉前调解案件近300万件，同比增加66%。大量纠纷通过调解、和解这样方便、快捷、低成本、不伤和气的方式得到解决。

　　一枝一叶总关情。群众之事无小事，以人民为中心是政法工作生命线。新时代，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各地纷纷打造出独具特色的升级版“枫桥经验”，助力建设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

　　河南、福建、湖北、山东等地乡镇推行村干部兼任村辅警模式，创新提出“本村人解决本村事”的工作思路，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优势。

　　上海、江苏、浙江、贵州等地有效将社会管理服务、治安防控等职责拓展延伸到村级神经末梢，基本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问题不出县。

　　基层工作活多事杂，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坚持和完善新时代“枫桥经验”尤为重要。

　　安徽肥西积极调动“五老”参与基层治理，设立“老张说事”等矛盾纠纷综合调处中心，利用“五老”人员丰富的民事调解经验开展调解。

　　浙江瑞安以综治调解中心为依托，以司法调解室、“娘舅”工作室、社区警务室为龙头，与新居民联席会等百个社会团体联合开展矛盾纠纷调解，年均调解数达3000余起。

　　重庆沙坪坝利用当地特色茶馆文化，采取“政府扶持、社会共建、社区运营、群众共享”模式打造和顺茶馆，面向居民提供民意沟通、矛盾化解、法治宣传等服务。

　　如今，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已成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努力实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前些年，小区总能见到一些三三两两的陌生人，感觉住着不安全。如今，陌生面孔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好。”年过七旬的叶凤清老人是第一批入住湖北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阳光城丹桂苑的业主，市域社会治理让她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2018年、2019年，中央政法委先后两次举办新任地市级党委政法委书记培训班，提出要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来抓，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这是“市域社会治理”概念首次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成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方面。

　　各地政法机关以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为抓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市域特点、时代特征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推动平安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山东省充分依托市域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和资源调配职能，用好用活在立法、司法、行政、人事、资源等方面的决定权和决策权，努力把市域打造成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治理层级。

　　云南省曲靖市将市域社会治理作为“一把手”工程，制定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的意见》，建立联席会议、督导考核、通报问责等机制，画出时间表、路线图，以实的举措、硬的作风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跑出“加速度”。

　　江苏南通设立全国首个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汇聚了南通市64个部门、10个县市区数十亿量级的数据，一旦城市出现突发情况，指挥平台可以及时下达指令到具体执行部门，迅速处理。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实践证明，市域日益成为重大矛盾风险的产生地、集聚地。各地政法机关主动作为，搭台子、压担子、出点子，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市域社会治理创新发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驶入快车道。

　　刑事治安案件下降、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群众办事更加便捷……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效果正在显现。

　　探索社会治理智能化路径

　　“社区有规定，持出入证才能进，请您配合防疫工作。”“我忘带了，让我进去吧，不然堵在门口谁都进不去。”今年6月初的一天，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文汇街道某小区门口，一名驾驶员与社区工作人员僵持不下。

　　网格员闫育梅问清情况后，立即通过“网格通”App上报东营区网格中心。在数据面前，驾驶员承认自己刚从外省返回，同意配合进行信息登记和防疫检查。

　　这是社会治理智能化实践成效的一个缩影。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智能化，开创了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增加了居民的认可度、参与度，使居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在家门口升级。

　　在浙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在疫情期间大显身手。“一图一码一指数”、防疫和医疗物资管理、对疑似、确诊病人密切接触者的精准发现，处处体现着智治理念。

　　辽宁沈阳以大数据创新社会民生治理手段，通过“互联网+”的智慧管理，把社区人员从繁重的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形成了“出门一把抓，回来再分家”的工作流程，让网格服务真正成为解决民忧的“连心桥”和化解矛盾的“减压阀”。

　　广东推进人口、车辆等公安基础数据与政务数据的深度融合应用，推出100项“打防管控服”智能化应用，推动社会治安防控从事后被动应对向事前精准预警、趋势预判和主动服务转变。

　　面对社会治理新形势、新需求，让群众遇到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有地方“找说法”，让矛盾纠纷更加快捷有效化解，精准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隐患，是摆在政法机关面前的一道时代课题。

　　风好正是扬帆时，不待扬鞭自奋蹄。各级政法机关面对新时代社会治理中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及时更新治理理念，丰富完善治理体系，做到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不断推进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推平安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记者 刘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