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病易治，心病难医。全球青少年自杀率的飙升，正在成为这场疫情的次生灾害。“我真的活不下去了”“我就是想死”……这是自杀者的“告别”吗？不，这是他们的“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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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优秀，要么完蛋

　　滴滴答答的雨点敲打在玻璃窗上，脸色苍白的婷婷盯着看了很久。“我不开心，烦躁不安，只有割手腕的时候感觉舒服一点。”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自杀的想法？”医生问。“很早以前，上个星期特别强烈。奶奶家在7楼，我趴在阳台上看过跳下去的落地之处。”

　　婷婷只有13岁。还有14岁的小颜、15岁的畅畅、16岁的云霓……他们都因为有自杀倾向或多次自杀未遂，被带到心理医生面前。

　　“这次疫情作为创伤事件的规模之大几乎令人无法想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心理学教授尤瓦尔·内里亚说，战争或恐怖袭击事件所引发的焦虑至少受到地域限制，而这次疫情的杀伤力“没有国界”。

　　某城市医院的门诊数据显示，今年以来，13～16周岁抑郁症伴随自杀倾向的患者占学生患者总数的比例很高。尽管自杀倾向中遗传和外部环境因素各占一半，但学业压力、亲子矛盾、深度网瘾、拖延惯性产生的心理冲突等，已成为学生群体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

　　“我爸爸脾气不好，他发脾气的时候我就想躲起来或者逃出去，但疫情隔离在家的时候我没办法”“我妈妈心情不好的时候，用棍子打我，用脚踹我的肚子”“我总是感觉有人在监视我，还听到有声音跟我说，让我去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俞国良认为，临床工作中接触到的绝大多数“问题孩子”，都有深层的原生家庭问题。父母的教养方式让很多患者很小就被植入了一些强烈的人生信条，比如“我不值得被好好对待”“没有人是值得信任的”“要么优秀、要么完蛋”。

　　值得警惕的是，教师的情绪问题无时无刻不在传导给孩子。考核压力、排名焦虑等导致的负能量，都被包裹在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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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那个“看穿”我的人

　　“初二之前，我对于抑郁症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张国荣跳楼自杀’上。”见到小圆儿的时候，她穿着明黄色的连衣裙，眼眸里有光。很难想象她曾经历过暴食、厌食、嗜睡、睡不着、自残、自杀未遂等反复折磨。

　　“熬过了初三，进入高中，抑郁这股势力又不知不觉中卷土重来。害怕新的一天、新的负担，适逢考试必出幺蛾子”“从小到大被戴上的高帽子太多，让我不能接受自己失败，又害怕自己成功”……

　　浙江省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成员张载福说，很多类似小圆儿这样的孩子，与身患重度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不同，有非常强烈的求生欲。他们所要逃避的是痛苦，而不是生命本身。“作践”自己的行为看似疯狂，却释放出了重要的求救信号。

　　“我真的活不下去了”“我就是想死”……这是一种“告别”吗？不，这是“求救”。

　　“当我们了解人们并不是想结束生命，而是想结束痛苦的时候，活下去，是我们背起当事人渡过的河，是我们与当事人相互搀扶走过的路。”湖北省某心理健康研究所心理学家杨微说。

　　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如果可以利用患者矛盾心理增强其求生欲，自杀的风险就可以降低。“我真的很感谢那个‘看穿’我的人，他是我的主治医生。”小圆儿说。

　　很多时候，想开了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情。小圆儿如今成为心理康复中心的一名志愿者。“我希望可以帮助那些和我曾经一样痛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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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讨论自杀时，

其实在讨论如何活下去

　　美国精神病医生马克·郭士顿曾将自杀者的心态概括为“八个无”：无望、无助、无力、无用、无价值、无目标、无意义、无所谓。直到实施自杀动作的那一刻，这些心态都处于波动变化之中。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则认为，社会规范、联系与义务越少的人，越可能自杀。人们需要义务及约束来为自己的生命建立架构和意义。

　　这些看似形而上的研究，其实都围绕着一个议题展开，就是从“终极”层面寻找自杀动机里的共性，然后更好地预防自杀。年轻生命对于“如何活下去”往往有着强烈的主观追求，而这种追求恰是预防自杀的突破口。

　　浙江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赵国秋说：“我们需要将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当作一项系统工程。启动危机干预预警系统，将心理危机干预应用于青少年群体的各种突发事件（如自杀等）的善后处理中。”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重新审视网络社交对年轻生命建立架构和意义的影响。“火爆的短视频行业背后，是一场对青年群体的孤独收割。”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馨蔚认为，孤独经济的兴起和年轻人自闭式社交的泛化背后，是日益庞大的空巢青年。孤独感泛化、低欲望心态蔓延、厌世自杀……为了摆脱这种惯性，必须帮助年轻人与网络社交达成“和解”，帮助他们走出“信息茧房”效应可能带来的极端化倾向。

　　最后，我们必须想办法说服伤痕累累的年轻生命，尽管看上去并不理想，但总还有其他的选择。绝大多数时候，“痛苦地活着”会比“死亡的解脱”更有意义。

　　上世纪70年代，穷困潦倒的美国抽象派画家马克·罗斯科在画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差不多同一时期，正在承受残酷迫害的中国著名女作家丁玲却没有选择自我了断，而是一边劳作一边坚持创作。多年以后，她穿着朴素的白衬衣，坐在一把老藤椅上，这样回忆起自己的选择：人啊，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就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都能适应。（记者 俞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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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赵文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