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摄影机战斗，留下气壮山河的珍贵影像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摄影师、九旬老人黄宝善回忆峥嵘岁月

　　《钢铁运输线》摄制组全体合影。 组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钢铁运输线》新闻照片。

　　1952年10月17日晨，高庆生烈士（右一）在石田里砾沼河河边洗漱。几个小时后，高庆生便在突如其来的空袭中牺牲。

　　“早晨我们还一起在砾沼河畔洗漱、玩笑，下午人就没了。”

　　翻看着手里泛黄的黑白照片，黄宝善老人陷入了沉思。

　　那是1952年的秋天，砾沼河水已经有了些许凉意，照片中的几个小伙子蹲在河边洗个脸，在战火中的朝鲜，享受片刻的宁静。

　　砾沼河又叫罗盛教河，山脚下的河面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罗盛教把朝鲜少年从冰窟窿里救上来的地方。彼时，抗美援朝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停战谈判又陷入僵局，战争还要继续。

　　这些小伙子是第二届赴朝鲜慰问团摄制组成员，都来自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此刻他们刚刚经过一夜行军，赶到这个叫做石田里的地方。

　　照片中，蹲在河边刷牙的高庆生看上去那么年轻，不远处，黄宝善悄悄拍下了这张照片……然而，几个小时后，高庆生便在突如其来的空袭中牺牲，身旁是他负责的那台苏联艾姆摄影机。

　　“摄影机就是我们的枪，人在枪在。这是当年电影训练班的第一课。”当时只有20岁的黄宝善经历了同伴牺牲的全过程，这名两次进入朝鲜战场担任摄制组剧务，参与纪录片《钢铁运输线》、故事片《长空比翼》等多部抗美援朝题材作品，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史料镜头，如今已经90岁的黄宝善老人喃喃地说道，“如果活到今天，高庆生应该93岁了吧！”

　　《钢铁运输线》是一部影片，更是一个摄制组

　　“岁月悠悠一瞬驰，长记钢铁战线时。

　　二十六人摄制组，建厂出征第一支。

　　胸怀保家卫国志，肩负记录英雄诗。

　　五十八年逝去矣，昔日青年鬓发稀

　　……”

　　2010年，“抗美援朝胜利60周年”给了淬炼于战火的那群热血青年再聚首的理由，然而，看着身边“硕果仅存”的几人时，黄宝善兴奋又伤感，于是作长诗“忆《钢铁运输线》”以纪念。

　　“‘钢铁运输线’是在朝鲜战场上出现的一个词语，把运输线这一普通的名词，冠以‘钢铁’二字，形象、生动、高度评价了志愿军广大指战员，在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支援下，为保证前线部队军事物资供应，为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用激情、智慧、用血肉，用无数人的生命所建立起来的‘打不烂，炸不断’的后勤供应线。

　　《钢铁运输线》是一部影片，更是一个摄制组，对于我们这些曾经参加的成员来说，是一个生死与共的战斗集体，是我们永生难忘的记忆，是共同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

　　在当年的回忆中，黄宝善这样写道，“那时，我们正年轻，全组26个人，平均年龄25岁，23岁以下的有13人，占全组半数。导演冯毅夫同志33岁，最年长的薛伯青同志43岁，最年轻的陈毓中和沈友春只有18岁。岁月如梭，从1953年1月摄制组入朝到现在，其中多数成员已经离我们而去，在世的也没有几个了。”

　　1952年8月，八一电影制片厂初建，9月份适逢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赴朝慰问，八一厂奉命组成摄制组拍摄纪录片。按照计划完成两部影片，一部是拍摄战地慰问活动的《慰问最可爱的人》，夏国瑛任导演，随慰问团总团活动的摄制组成员包括高庆生与黄宝善等六人。

　　另一个任务则是拍摄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队为保证前线军队物资供应，战斗在运输线上的英雄事迹影片。就在慰问团抵达朝鲜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员洪学智在志愿军后勤部队驻地香枫山接见了冯毅夫导演，冯毅夫接触到大量英雄事迹和一手资料。

　　期间适逢上甘岭战斗正酣，摄影师谢祀宗和应迪二人还曾到上甘岭前线采访。

　　10月17日，慰问团总团抵达朝鲜平安北道成川郡石田里进行慰问，摄制组拍摄了慰问团和朝鲜群众祭奠罗盛教烈士的隆重场面。

　　“有敌机空袭。”下午四时十五分，大家正在学校里与志愿军官兵一起会餐，突然低空中传来密集的机枪声，炸弹也随声而落，随着防空枪响，人们纷纷隐蔽。

　　“赴朝前，我们都接受过防空训练，敌机轰炸时，如在屋内，应就近在窗下躲避。”几天的适应，黄宝善知道，敌军的轰炸往往一波接着一波。

　　随着轰鸣声远去，他和身旁的陈毓中迅速收拾设备，“当年的摄影机是绝对的宝贝，摄影组仅有两台，坐车的时候稍微有点颠簸，大家都是抱一路。”

　　这时，高庆生跑了进来，黄宝善顺手把他负责的摄影机递了过去。“他气踹吁吁，脸涨得通红，还淌着汗。”高庆生背起摄影机转身出了门，黄宝善与陈毓中紧跟其后。在一处民房的院落里，一直奔跑的黄宝善看到一名朝鲜妇女隐蔽在几棵玉米秆下，紧紧地趴在地上，便条件反射般地紧急卧倒，之前的防空训练让他本能地张大了嘴巴，“以免爆炸造成耳膜穿孔”。

　　“飞机炸弹的声音就像是大块钢板断裂发出的，‘咔嚓’一声巨响。”炸弹落在了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黄宝善仿佛被人抓住胳膊、拎起了腿，又重重地摔在地上，满嘴沙土，耳朵里什么都听不见了。

　　正是这次轰炸夺去了高庆生年仅25岁的生命。

　　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罗盛教烈士的墓地旁边，写下了“英魂永伴罗盛教，烈魄常依砾沼河”的挽联。后来，那台被他抢救出来的摄影机被命名为“光荣号”，如今还陈列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史馆里。

　　“想通过一次随慰问团的暂短活动，就拍成一部反映志愿军后勤保障战线英雄事迹的影片，是不现实的。”在听取了摄制组汇报后，上级领导反馈“重整旗鼓，卷土重来”。

　　“大家是凭着一种信念在战斗”

　　在纪录片《钢铁运输线》中有这样一组镜头：

　　在朝鲜战场，如蝗虫般的敌机轰鸣着黑压压地掠过，不时投下炸弹。志愿军车队在树枝柴草的掩护下或躲进路边掩体，或加速通过，更有中弹起火的车辆，和奋力扑救的战士……

　　抗美援朝跟国内战争不一样，国内战争的补给是就地筹备粮食，但战火下的朝鲜到处是一片废墟，连当地百姓都很难有粮食。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拥有陆海空全方位军事优势，不仅地面部队配备机械化的武器，他们还掌握了战场的制空权。

　　美军对朝鲜北部的城镇、工厂、车站、桥梁等重要目标进行了毁灭性的轰炸。并以少架多批次的轰炸机，依山傍道昼夜不停地搜索扫射，封锁破坏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物资供应线。没有飞机的掩护，志愿军后勤保障线上的火车、汽车无疑是“裸奔”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致使志愿军的口粮、弹药难以得到及时补充。据统计，当时仅有40%运往前线的粮食能送达部队手里。

　　“那真是打着算你的，打不着算我的。”黄宝善拿出战场上志愿军后勤战士的口吻讲述道，“当时大家为了新中国，是凭着一种信念在战斗。”

　　为了记录下这些可歌可泣的动人画面，1953年1月2日，纪录片《钢铁运输线》摄制组一行26人在《共青团之歌》的旋律中，从“八一厂”慷慨出征。

　　第二次进入朝鲜战场的黄宝善记得很清楚，1月4日下午四点，阴沉的天空飘着片片雪花，一辆“嘎斯51”卡车载着全组成员，驶过鸭绿江桥，进入到朝鲜新义州，开始了在朝鲜长达一年的征战。

　　摄制组一行在“西海指”（志愿军“西海岸防御指挥部”的简称）报到并安置完毕后，便立即开始工作，大家除了拍摄正在进行的“西海指指挥作战会议”外，并分组下到各部队拍摄紧张的战备工作。

　　时值冬末初春，朝鲜的天气依旧十分寒冷，摄影队顶着朝鲜北部高原的严寒，冒着敌机的轰炸，分别奔往各地各部，拍摄了抢修公路大桥、清川江铁路大桥等珍贵史料。镜头里，在刺骨的江水中，有凿冰挖洞架设木笼桥基的工程兵。马息岭上，有穿行在风雪弥漫中的汽车运输队。有抢修公路线的朝鲜人民，还有日夜奋战修筑地下坑道的野战部队，在预计敌人可能登陆地点加固防御工事。

　　“当时，朝鲜的铁路设施几乎全部遭到破坏，火车加水都要靠朝鲜老乡肩背头顶。”黄宝善说。

　　在朝鲜，摄制组没有具体任务时，大家就会把摄影机器放在身前，躲在隐蔽的地方蹲守，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拍摄，也摸清了敌机飞行轰炸的规律。

　　“一次，我们就躺在地上，看着敌机从100公尺的高度飞过。那时脑子是很清楚的，知道飞机投弹是90度角，它要是在你脑袋上投弹，炸弹一般炸不着你。但如果他在你脑袋上用机枪扫射，我们便正在枪口之下。”黄宝善记得，飞行员朝下望望，并没有扫射，只是扔下了两枚炸弹，轰轰的爆炸声离他并不远，然后便飞走了，“这些是战争的常态，已经适应了。”

　　就这样，大家的拍摄持续到四月，停战谈判重启，摄制组的重心开始放在铁路、公路运输线的拍摄上，但联合国军的密集挑衅仍在继续。期间最惊险的无疑是五十军军部被炸，而“国宝级”摄影师薛伯青死里逃生。

　　一天，正在西海指坑道里的黄宝善，接到史文帜导演的电话，“正在五十军工作的薛伯青一组遭遇敌机轰炸。”这一消息让大家感到震惊，电话里，史导演难过地念叨着，“出这么大的事，他一家大小可怎么办！”

　　为了弄清情况，黄宝善赶紧到政治部秘书科去询问，对方答复，“报上来的情况没有涉及电影厂的同志。”因为没有具体反馈，摄制组成员四下打听，“几天后，大家正在驻地休整，老薛、张伦、戴赤三人风尘仆仆地推门而入，带给了大家一片惊喜，一阵欢呼。”

　　原来出事当天，正在五十军军部的薛伯青组计划去清川江拍摄部队施工。由于车辆调度，需要等到第二天才能成行。晚饭后，他们在驻地散步时，遇见了军参谋长正准备坐车出门，薛伯青便走上前去打招呼，当得知他要去清川江，而车上只有他一人时，薛伯青提出搭乘参谋长的车一同前往，对方欣然同意。“就这样，三人逃过午夜敌机轰炸的一劫，否则不堪设想了，因为他们的住处正是轰炸中心。”

　　说起摄影师薛伯青，黄宝善满眼敬意，“薛老师是中国电影界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经历了从上海最早的电影《夜半歌声》等，从摄影机的动力由手摇到电动，胶片由黑白到彩色，由16mm到35mm再到宽银幕的发展，他就是中国一部电影史。”

　　朝鲜战场的每一天，除了惊险更多是友情。

　　黄宝善记得，在清川江口拍摄部队修筑工事时，他们遇到敌机轰炸，有一位同志的腹部受伤，当时人们四散隐蔽，只有摄制组的张伦一个人在他身边，冒着敌机连续的轰炸扫射，用急救包为他进行了包扎。

　　“只要炸不倒，这汽车就要一直往前开”

　　“我是从美国空军学校毕业的，是你们在朝鲜战场上的狂轰滥炸，教会我怎么做后勤的。”在《钢铁运输线》中，洪学智的一句玩笑很是精彩。

　　战争中，志愿军战士在与美国联合空军没日没夜的较量中，逐渐从最初的被动挨打，到最后摸索出一套和飞机对抗的经验。用黄宝善的话说，“仗是越打越精。”

　　“后勤运输与跟敌人在前线面对面的厮杀一样残酷危险。”黄宝善说，作为较为灵活的汽车运输队，针对敌机的轰炸，甚至总结出一套躲避“诀窍”，战士们更是拿出“只要炸不倒，这汽车就要一直往前开”的革命精神。

　　与此同时，志愿军抢修了大量大迂回线、便线、便桥，结成了条条道路通前线的公路网。运输部队利用阴天、雨天、大雾雪天，趁着飞行条件恶劣集中突运，后勤与作战部门密切配合，创造了游击车站、站外分散甩车、多点装卸的方法，同时拓宽狭窄路面，排除危险路段，修通水道涵洞等，从根本上改变了公路运输不合理现状。

　　除了抢修公路铁路，志愿军同时从各军调集人力、马匹实施人力畜力相结合，分段接力为前线运输物资。各作战部队将物资隐蔽疏散伪装，试着用各种假目标，迷惑敌人。黄宝善解释，“比如公路桥梁被炸了，就在公路边上修很多便桥，因为便桥在地图上没有，不容易被发现，主桥炸断了，可以绕道而行。公路桥炸坏了，就修水下桥。桥面在水下，在空中发现不了，只有自己的运输车队知道。”

　　据战后统计，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运输战线官兵共抢运物资弹药1280万吨，抢修铁路1400多处，抢修桥梁2200座，两条新铁路干线，4条公路干线抢建完成。

　　美军飞机白天轰炸，志愿军运输部队就夜间运输。在敌机活动频繁的主要运输线上，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在公路上建起了密集的防空哨，朝鲜的每一个山头都有志愿军的哨兵。防空哨兵手里有两把旗子、一个口哨、一支枪，只要敌机临空，哨位的哨兵就开枪报警，从敌机飞来的方向，头一个哨兵放一枪，第二个哨兵接着再放一枪，枪声一直传到鸭绿江边。

　　“原本火龙一样的运输队灯光，哗，一下子全没了。”听到枪响的志愿军司机，马上把车灯熄灭，敌机飞来，路面一片漆黑，根本摸不着汽车的半点踪影。

　　敌机有时会扔照明弹，但往往收效甚微。因为志愿军不仅沿途设置了密集的防空哨点，在路边还专门设置了不少隐蔽车位，志愿军关闭车灯的同时，迅速钻进最近的隐蔽车位，让敌机一次次无功而返。

　　抗美援朝时期，2800多公里的交通干道上共设置了1500个哨所，平均不到2公里就有一个防空哨，防空哨在运输线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志愿军汽车的损失从开始的40%减少到近乎无损。

　　特别是一些火炮、喀秋莎火箭炮等实力逐渐显现，也让敌机不敢轻举妄动。6月，摄制组曾跟拍过一个多次获得嘉奖，以“打游击”闻名的高炮25营。

　　“那是在德阳志愿军二分部，高炮营一般在暗夜里隐蔽在敌机经常轰炸的重点阵地，待敌机白天空袭时，突然炮火齐发，给敌机迎头痛击，出其不意，战果甚丰。”

　　后勤有了保障，前方战场不再被动。“到了1953年的时候，清川江以北的制空权我们也已经掌握了。”黄宝善越讲越兴奋，“敌机过来，咱们的飞机就飞上去跟他干，有些飞机一上去能打掉好几架敌机。有些飞行员没飞几十个小时，就敢正面迎敌，全凭勇敢。”

　　摄制组的摄影师就曾目睹了这样一幕，一前一后两架志愿军战机夹着一架敌机，在前面战机的指引下，敌机最后不得不一起降落在了志愿军机场。“后来才知道那是志愿军俘获的一架敌机。”黄宝善说，“我们根据敌机的起飞地点，算准了敌机续航时间，等到敌机不得不返航时，志愿军战机起飞阻击，此时的敌机已没了底气，在前后夹击下，不敢与志愿军再交火，要是不服从，后面的飞机便会马上歼灭敌机，几个回合下来只得乖乖投降。”

　　到了“金城反击战”时，后勤工作丝丝入扣，运输队司机一轮物资抵达前线，对接人员接受物资负责装货调配，为汽车检修，“趁着司机小憩，一系列工作流程后，再叫醒司机，继续下一趟运送。”黄宝善说，“战争年代，最缺的就是汽车司机。”

　　后勤保障的不断完善，使运输线沿途都设有兵站、洞库（物资存放点）。战士们肚子饿了，只要随身带着饭票，沿途兵站都有军备、粮食和食堂解决，战争初期战士们挨冻、饿肚子的现象一去不返。

　　“你知道硝烟是什么味道吗？是槐花的味道”

　　“你知道硝烟是什么味道吗？是槐花的味道，就是这么真实的不和谐！”黄宝善自问自答道。

　　“那是5月的一个深夜，我们的卡车沿着林荫公路前行，道旁槐花绽放，醉人的清香扑面而来，就在大家沉浸在一派和平幽静中时，突然防空枪声由远而近，公路上原本一路相随的车灯，刹那间全部熄灭，四野立即恢复到一片黑暗中。”这是黄宝善日记中的一段记录。

　　“随着空中传来的敌机轰鸣声，以及悬在空中、青白刺眼的照明弹下，敌机没目的的投放着炸弹，随着一声声巨响，带着刺鼻的硝烟扩散在空气中，与刚刚幽静的槐花香气混合在了一起，告诉我们，这里是流血的战场。”

　　黄宝善清晰地记得，在五月中旬的一次反击战中，摄制组跟随部队在北汉江南岸，打算对敌方高地进行反击。在暗淡的天色中，战士们和苏制“喀秋莎”火箭炮在槐树林中隐蔽起来，伴着槐花香，摄制组成员调好设备做好拍摄准备。傍晚七点十五分，指挥员一声令下，火箭弹齐刷刷地射向敌方高地，霎时间，炮声震天，火光漫山，我国银幕上的第一次“喀秋莎”发射就是在这场战斗中拍下的。

　　看过战争电影的人都知道，开火就意味着行踪暴露，敌军循着弹道很快就能定位发射区域，先开火的一方就需及时转移。几分钟后，敌人的炮弹纷至沓来，我军早已撤到山坡背面隐蔽起来。摄影李尔康组的同志和同在战场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时盘棋等便在山坡背面有说有笑地忍受了一个小时的“炮毙”，槐树的花香伴着硝烟的味道，涌入了他们的鼻腔，更刻在了他们的记忆里。

　　从此以后，每年5月甜腻的槐花香气总会让老人们想起战场上的缕缕硝烟。

　　朝鲜战场的拍摄紧张而忙碌，史文帜导演就在夺下高地的第二天，率领摄制组中的张志辉、张世鸿、沈友春三人，冒着美军高、中、低空数百架次飞机的报复性轰炸，争分夺秒地拍过被我军攻克的高地。画面中敌军遗尸遍地，工事崩塌，一片狼藉。

　　尽管摄制组涉险拍下不少珍贵的前线画面，但不少重要战役都是夜间进行，摄影机根本无法捕捉到真实的场景，因此，每场战役后的补拍工作也是这部纪录片的一个特色。

　　“同志们，为祖国人民立功，为朝鲜人民复仇的时候到了，冲啊！”漫山遍野的杀声，如波涛淹没了敌军高地。山坡上响起阵阵轰鸣，硝烟布满了整个山丘，坦克大军刺破飞尘，伴随闪着火光的炮管向前推进。随着炮火声的熄灭，敌军阵地一片狼藉。

　　夕阳斜照，远山似海，战壕逶迤远去，不断有乌鸦从空中俯冲而下，一些敌军尸体的军装口袋里露出信封和照片……

　　这些战争场景是为了还原“金城轿岩山反击战”，志愿军部队在战后组织补拍的影像片段。

　　“当时，站在主机位观看拍摄现场的军首长连声说‘一模一样’。”黄宝善说，正是在这场战争中，志愿军势如破竹，打得李承晚部一路溃逃。

　　7月27日早上8点，黄宝善像往常一样从坑道出来晒太阳，发现空中还充斥着高射炮射击后的硝烟，一架敌机超低空飞过，沿着山脊拉着黑烟飞向远方。

　　“就在这天上午10时，朝鲜战争停战协议在板门店正式签字。大家非常兴奋，因为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敌机来轰炸了，我们胜利了！”胜利的日子，大家总是记忆深刻。

　　摄制组的两次赴朝，最终将志愿军后勤运输部队在朝鲜战场上的事迹搬上了银幕，《钢铁运输线》也成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第一部在战地拍摄的长纪录片，更是八一厂第一部在全国获奖的长纪录片。包括《西海备战》《东线阻击战》《金城反击战》《北汉江南岸反击战》，以及大型军事纪录片《较量——朝鲜战场战争实录》中用到的许多资料都是八一厂战地摄影人员拍摄的。

　　黄宝善记得，在离开朝鲜前，自己得了肺炎，不得不在朝鲜多逗留了一个星期，又因护照过期，入境时误了过江的火车。他说，“我是一个人从朝鲜雄赳赳、气昂昂跨回鸭绿江的，走上鸭绿江铁桥时，我是数着数，一步一步踏上祖国土地的，正好是1768步。”

　　至今，他会时不时颤巍巍地翻出曾经的记录和一沓泛黄的照片，那上面一张张青春的面孔在眼前跳动，“那是一个个多么鲜活的年轻生命啊。”他说。（记者强晓玲、张博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