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小的村委会，内墙、外墙上的宣传板、宣传牌、门头牌、门牌有上百块，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可为了让自家的牌子、板子挂在显眼处，有上级部门开始争夺村委会墙上的“C位”。基层干部说，哪个部门的工作都很重要，哪个都惹不起，为了应对部门检查，只好谁来检查就挂谁的牌子。不仅牌子要挂正，戏更要演好。
“牌子太多，挂不过来，只好叠起来挂上”
走进北方某省的一间村委会办公室，半月谈记者看到墙上挂着的宣传板、制度牌特别惹眼，满满当当几乎占据了四面墙上所有能挂东西的地方。
其中一面墙上，挂着好几块关于人民调解工作流程的宣传板，把人民调解宣传板掀起来，就是关于民兵预备役工作的宣传板。村干部说：“墙只有四面，可牌子太多，挂不过来，只好叠起来挂上。”
除了挂在墙上的，还有摆在墙边暖气片、窗台上的。“实在太多了，表都没地儿挂了。”村干部说。
这些大小不一的宣传板关乎不同部门的工作，包括人民调解、综合治理、阳光救助等众多内容。此外，村委会门口还悬挂着道德讲堂、农家书屋等七八个较小的门牌匾。
根据各级各部门检查的频次不同，这些牌子、板子也分了三六九等，受到分类对待：重要的挂墙上，次要的放在办公橱柜后，另外有些搁在地上，还有一些堆在仓库里，上面都落了一层灰。
尽管墙的面积有限，可很多部门都要求制度上墙，如何平衡不同部门的牌子摆放，着实让基层伤透了脑筋。
一名基层干部对半月谈记者说，上级部门要求道德讲堂里挂的牌子要有孔子像，但办公室里空间受限，就摆放在墙的下半部分，结果来检查的不满意，要求放在更高更显眼的位置。
为了让本部门的工作内容在基层显得更重要，有的部门甚至开始“抢占”基层办公室墙上的好位置。有一次，一名干部下基层，正好看到基层办公室刚刚粉刷过墙。于是，他指着墙上正中央的位置说，这地方他要了，过几天挂他分管工作的宣传板。他事后对半月谈记者说：“只能先预定下，因为各部门都要往上挂……”
挂好牌子演好戏，一房多用今天养老明天卖货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受办公场所面积所限，为了满足不同部门的“有相关场所、制度上墙”等要求，基层普遍采取的应对办法是：哪个部门来检查，就挂哪个部门的。同时，一房多用，按需所取，既得挂好牌子，更得演好戏。
在东部某村委会办公室，几间办公用房的门牌标签上分别写着“院长办公室”“休息室”等。村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别看今天是院长办公室，明天可能就变成超市。”
原来，休息室、院长办公室的牌子是为了满足民政部门检查验收幸福院工作的要求。但当另一个部门来检查爱心超市扶贫工作的时候，休息室里的床、院长办公室里的办公桌椅都会被搬出去，把货架子搬进来，把各种物资摆上。
为了满足上级检查要求，村里除了频繁搬动桌椅、更换门牌签，还要更新墙上的宣传栏。该村村干部说：“制度不上墙，检查验收就不好过关 。”
各级不同部门到村里检查工作一般不会停留太久，但村里为了迎检所做的更换门牌签、搬桌椅货架、准备档案记录等工作会让基层干部忙得四脚朝天。
有村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有时上午来一个部门检查，下午又来另一个部门检查。为了折腾这些，经常中午饭都来不及吃。
挂好牌子演好戏，绝不能敷衍了事，要“入戏”。一名基层干部说，为了让临时拼凑成的超市更加真实，有时候还要组织人员来购物。
制度上墙不是目的，上心才是关键
当前，各地实施了多样化举措，不断深化改革，推动治理力量向基层一线下沉，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成效。
但多位受访的干部和专家认为，治理力量下沉绝不是仅让制度挂在墙上，而要探索如何将更多资源、服务和管理放到基层，否则良好的初衷可能会让基层形式主义抬头。
多名受访基层干部反映，宣传栏、宣传牌等大都是为了应付检查，平时并没有人关注，群众很少看，因此并没有起到实际作用。
不仅如此，就一项工作来说，不仅需要一套牌子，还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档案搭配。一名基层干部说：“有的档案是假的。比如，根本没有人来借书看，哪来的图书借阅记录，检查又必须要有记录，不编咋整？”
多位基层干部认为，治理力量下沉一线没问题，但关键是干活的人还是那么多，牌子、板子挂上了，基层的专业配套能力及相关资源跟不上，如何更好服务群众？只有形式，没有内容，只会增加基层负担。
这些宣传板、牌大小质地不一，价格也不一样。基层干部算了一笔账：“墙上挂着的宣传牌80元钱一个，小卡片10块钱一个。一年光做这些牌子和档案就得上万块钱。”
制度上墙还不算完，后面还跟着考核监督。“官僚主义水来，形式主义土掩”，从绞尽脑汁琢磨如何让牌子更方便挂上取下，再到挖空心思捏造姓名填写材料报表，准备迎检几乎成了一些地方基层工作的“主旋律”。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认为，为基层“解套”已经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工作，基层治理要返璞归真。基层治理主要是做群众工作的，要警惕一切为了方便上级监督，借制度和规范而施行的形式主义工作。基层治理的关键是提高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政策转化能力。
制度规矩的价值在于执行落实，制度“上墙”不是目的，“上心”才是关键。（记者 邵琨）（刊于《半月谈》2020年第2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