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记者节前夕，追忆新华社太行烈士

　　1942年6月2日，这天是黄君珏30岁的生日。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她抱着“宁死不当俘虏”的决心，纵身一跃，跳下万丈悬崖，与出生仅3个多月的儿子永别。

　　太行山壁立千仞，清漳水缓缓流淌。

　　山西左权麻田西山上，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上镌刻了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有人以笔为枪不幸中弹、有人临危不惧纵身跳崖……在1942年日本侵略者发起的大扫荡中，40多名新华社新闻工作者壮烈牺牲，书写了中国新闻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

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新华日报》（华北版）职工黄君珏烈士资料照片。

　　寻找“战地黄花”

　　深秋的太行山，金黄色落叶铺满山坡。

　　11月3日，记者一行向太行山深处的庄子岭“道士帽”山挺进。

　　一个老乡带队爬山。大家踩在落叶上一步三滑，稍不留神便会摔倒，必须时时抓着树干，宛如猴子攀树。满眼的荆棘灌木丛一会儿扎到手，一会儿又钩住衣服。没人想说话，只有“呼哧呼哧”的喘气声萦绕耳边。

　　终于到达山顶，记者缓缓直起腰，东找西瞧不见山洞。夕阳正在西下，不得不下山。记者返回左权县城已是晚上9点多。

　　11月4日7点半，记者再次踏上寻访路。

　　这次3个老乡带路，换路而行。路程明显缩短，但却十分陡峭。有的石阶仅容一只脚，两只手也只能扒着峭壁，而身后就是悬崖。攀爬一个多小时后，一个山洞映入眼帘。

　　站在洞口，记者心潮澎湃，这里就是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新华日报》（华北版）经理部秘书主任黄君珏烈士的跳崖处。

　　山洞并不大，有两三平方米，前面是一条很窄的小路，上面是峭壁，下面为悬崖。由于道路陡峭，附近又有十余个山洞，长期以来黄君珏到底从哪里跳崖不能确定。记者花了两天时间，从早找到晚，中途没吃饭、没喝水，最终根据多条线索，确定了这个山洞。

11月4日拍摄的新华社职工黄君珏烈士藏身的山洞。记者曹阳摄

　　与黄君珏一起藏身此洞的还有两名女同事，她们不幸被凶残的敌人用刺刀挑杀，其中译电员王健牺牲时年仅16岁。

　　当地老乡说山洞下面的半山腰处曾临时安葬过她们的遗体。“俺爹还帮忙埋呢，老百姓边埋边哭。”75岁的欢峪沟村村民武郭锁心里一阵发痛，流下热泪。

　　离山洞最近的人烟便是“八路军母亲”李才清的故居。屋内老物件、老照片、奖状、碑刻等无声诉说着这位太行女杰对八路军的恩情。李才清老人去世后，她的孙辈、重孙辈仍有人在这里生活。

　　64岁的郭怀生坐在院里的小板凳上，回忆起奶奶讲给他的往事：1942年侵华日军发动残酷的大扫荡，对太行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他们在庄子岭一带的山顶上“安营扎寨”十余天，搜查八路军……

　　时光仿佛回到78年前。

　　在敌人扫荡下，为缩小目标，减少牺牲，新华社人员化整为零分散隐蔽。黄君珏带领韩医生、电务科译电员王健等曾经过李才清家，但她看到这里伤员较多，不想给老大娘添麻烦。6月2日，她们沿着记者寻访的路，隐蔽在了这个山洞中。

这是11月4日拍摄的黄君珏烈士跳崖处。

　　“我奶奶拦她呢，但她看到这里伤员多，不想再添麻烦，就走了。”郭怀生说。

　　然而不幸的是，黄君珏三人藏身的山洞被侵华日军发现，他们爬上山顶，用绳子将柴草吊下来，火烧烟熏。在敌人步步紧逼下，黄君珏向日军开枪后，纵身跳下山崖。这天是她30岁生日。

　　黄君珏的丈夫王默磬在给岳父黄友郢的信中，诉说了妻子英勇牺牲的情况和他强忍伤痛、悲痛寻找妻子遗体时的情景：

　　夜九时，敌暂退，婿勉力裹伤蛇行，潜入敌围，爬行至该山，时皓月正明，寻到遗体，无血无伤，服装整齐，眉头稍锁，侧卧若熟睡，然已心胸不温矣。其时婿不知悲伤，不感创痛，跌坐呆凝，与君珏双手相握，不知所往，但觉君珏亦正握我手，渐握渐紧，至不可脱！迨山后枪声再起，始被惊觉，时正午夜，负遗体至适当地点，以手掘土，暂行掩埋。

　　“得知三人牺牲后，奶奶挺后悔，觉得当时没有拦住她们、保护好她们。”郭怀生说。

郭怀生在向记者指出黄君珏烈士跳崖处（11月4日摄）。

　　白天，侵华日军常闯进李才清家问话，但她听不懂也不吭声。鬼子见问不出东西，一脚把她踹在地上，由于石头房点不着，临走时还气急败坏地点燃家里的一堆柴火。晚上日军不出来时，李才清用被子把门窗堵上，熬粥熬药，带上柿子炒面，给山洞里的伤员们送。

　　几十年后，黄君珏的儿子黄继佑也来到庄子岭。他在洞口长久伫立，泪水无声地流淌。默哀良久后，他在洞口照了一张相，作为永久的纪念。“我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的，既悲痛又敬佩！”他说。

　　黄继佑出生三天，便被寄养在了老乡家，母亲牺牲时他只有3个多月大，之后他的名字由王子倖改为黄继佑（母亲原名叫黄维祐），希望他将来继承母亲遗志。

　　一张父母合照是黄继佑见到的最珍贵的母亲遗物。直到大姑将这张合影送给他，他才看到母亲的容貌：瓜子脸、短发、端庄秀美，大大的眼睛里透露着聪颖坚毅的神情。

　　黄君珏出生于湖南一个旧官僚家庭，然而优越的家庭环境并没有影响她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她15岁参加革命，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2岁在上海参加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工作，27岁与爱人一起来到华北太行敌后抗日根据地，从事战地文化工作。

　　长大后，黄继佑不断通过母亲的战友了解自己的生母。当年日军扫荡时的一位幸存者程庆丰告诉他：“你妈妈有一支枪，她曾对我说宁死不当俘虏，她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死得英勇！”

　　78岁的黄继佑身居北京，心系太行，曾多次到左权县追寻母亲足迹。“心愿是了却不了的，无论来多少遍。”他说。

这是11月4日拍摄的黄君珏烈士藏身的山洞。

　　突如其来的“铁壁合围”

　　今年97岁的房秉玉老人永远忘不了78年前的那顿早饭。

　　辽县（今左权县）山庄村，那是《新华日报》（华北版）和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所在地。

　　同志们围坐在一起，发现吃的不是焦小米、黑豆，竟是白面烙饼。“圆圆的烙饼吃了，咱们还要回这里来团圆。”大家这样说着。

　　几天前，他们接到消息，日军又要来“扫荡”。《新华日报》（华北版）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何云组织大家埋藏机器和各种物资，两昼夜完成了坚壁清野的任务，同时疏散妇孺病号，进入临战状态。

　　日军的“扫荡”，他们此前已经历过多次。

　　1940年8月下旬开始，为期三个多月的“百团大战”，八路军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太行根据地成为华北抗战的桥头堡，辽县因是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师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驻地，成为华北抗日的指挥中心。但同时，这里也成为日军的“眼中钉”。

　　今年已经102岁的刘江老人说起这些往事，仍历历在目，感慨万千。当时24岁的他是《新华日报》（华北版）的校对员。“以往敌人来‘扫荡’，大家在山上转几圈，二十多天就又回来了。”吸取以往反“扫荡”经验，他们将大型印刷机器埋了起来，但带了一部电台和一部铅印机，准备一边战斗，一边出报。

游客在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内“太行革命根据地的新闻工作者”展厅参观（11月5日摄）。

　　1942年5月25日拂晓，何云带领报社200多人马撤离山庄村，翻过东山，向庄子岭一带转移。

　　刘江是十名战斗员之一，配了一支步枪先行开路。他记得，25日天亮后，大部队赶上来，到达十字岭下的南艾铺一带，刚用行军锅煮了一锅小米饭，前方就传来消息，敌人正在逼近！

　　顾不上吃饭，大家把饭各自带上，走出不到几里地，就听到了炮声。

　　“上万名非战斗人员，一字长蛇阵，在山间小路上行进。这次，我们陷入敌人合击圈，被重重包围，当时六架敌机擦着山头低飞，疯狂轰炸扫射。重要山头都被敌人火力封锁，机枪声如骤雨一般。”时任《新华日报》（华北版）记者李庄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

　　整个十字岭阵地尘土蔽日，硝烟弥漫。在这次突围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以身殉国。

　　显然，这次的“扫荡”与以往不同。战后由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中记录了日军当时的行动计划：“对于在晋冀鲁豫边区建成华北共军主要根据地的第十八集团军和第一二九师，以及在太行山南部地区活动的中央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和第二十七军，自5月中旬到7月下旬连续进行作战，将共军根据地设施的大半予以摧毁，并粉碎中央军。”

　　为实现计划，他们派出了“特别挺进杀人队”。这群精选的100名士兵，穿便衣，伪装成民兵或八路军，自带干粮，昼伏夜行，绕过村屯，爬山越岭，潜入辽县八路军所在腹部地区，刺探军情。

　　从5月下旬开始，日军从同蒲、正太、平汉等铁路沿线据点，纠集了两个师团和两个混成旅团以及大批伪军共3万多兵力，并出动飞机多架配合轮番轰炸，先向太行山北侧，后向太行山南侧地区，进行所谓“铁壁合围”。

　　“敌人非常狡猾，如果遇到主力部队，则聚而歼之，如果是后方党政机关，则将其部队散作扇形，如同梳头似地反复搜索，名之曰‘篦梳扫荡’。”刘江说。

　　面对敌人疯狂围剿，何云带领报社同志辗转周旋。27日下午，何云召集大家开会决定化整为零，分头行动突围。报社分了三小队，何云带领编辑、报务员等10人准备找大部队坚持出报，副总编陈克寒带着10名记者向太行山以南突围并随军采访，编委史纪言带领刘江、房秉玉等60人就地打游击。

　　最终，陈克寒一路突围出去，而何云这路却遭遇敌军。

这是在“太行革命根据地的新闻工作者”展厅内拍摄的新闻工作者雕像（11月5日摄）。

　　“一武一文”之何云

　　夜深了，油灯下，一个瘦弱的身影还在工作。只见他苍白的脸上发着一层油光，两眼更加凹进去了，手不停地挥动着毛笔，写稿，写稿，大小问题一大堆塞满了他的脑际，使他不知道疲劳，不知道休息。

　　这是吴青脑海中关于丈夫何云记忆最深刻的场景。

　　何云，原名朱士翘，1905年生于浙江上虞县朱巷乡（今上虞区永和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3年，因在上海组织了抗议日寇进攻华北的群众大游行，他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后被判无期徒刑，投入中央军人监狱。在监狱中，他自学德语和世界语，不怕把牢底坐穿。1937年，经过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大批政治犯被释放出狱。何云在这时也恢复了自由。

　　1939年1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何云在太行山区创办了《新华日报》（华北版）。

这是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内“太行革命根据地的新闻工作者”展厅内的展品（11月5日摄）。

　　清瘦，这是报社同志在描述何云时提到最多的。4年的监狱生涯，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极大摧残。两条腿由于常年戴着脚镣，走起路来已经有些罗圈。

　　作为校对员的刘江和何云接触较多。“每天晚上9点钟，我拿着报纸大样去给何云看。他看得很仔细，大概40多分钟后，就拿红笔改出来了。”刘江说，何云很严肃，却不轻易批评人，大家都很尊敬他。

　　1941年12月，太行山上举行了一场简朴的婚礼。何云穿一身军装，瘦瘦的身材；吴青是八路军总部的秘书，也是一身褪色的军装。

　　然而，不到半年，这对新婚燕尔的夫妻就永远分离了。

　　1942年5月日军大扫荡时，为了减小目标，何云带领几位同志转移到辽县东南大羊角村附近，还架起电台，抄收延安新华社电讯。

　　在翻越乱石断崖的陡坡时，同志们担心他的身体经受不住，提议给他派两个同志专门随从他走，但他坚决不同意，操着浙江口音说，“那我不仅成了同志们的累赘，而且还变成了‘山大王’。”最后，他只同意让警卫员王保林一人跟着。

　　28日黎明，敌人又开始搜山。何云带领几位同志正在大羊角附近的山坡上掩蔽，不幸被敌人发现。“不要把子弹打光，留下最后两颗，一颗打我，一颗打你自己，我们绝不能活着当俘虏。”面对敌人的疯狂射击，他沉着地对身边同志说。

　　这时，一颗子弹射来，何云被击中，身负重伤。当医护人员前来抢救时，他已奄奄一息。但他睁开无力的眼睛，对医生说，我的伤不重，快去抢救倒在那边的同志吧。

　　当医护人员返回来时，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那年，何云38岁。

　　半个月后，吴青才闻得噩耗。悲痛之余，耳畔似乎听到丈夫温和而深沉的声音：“你要坚强些！在斗争中，同时也需要必要的忍受，忍受也是斗争性的一种表现。”

　　何云牺牲后，刘伯承将军曾悲痛地说：“实在可惜啊！一武（左权）一文（何云），两员大将，为国捐躯了。”

　　杨尚昆同志在1942年9月4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发表的《悼何云》一文中说：接着左权同志殉国哀讯传来的是何云同志在太行山上反“扫荡”战争中牺牲的哀讯，一个人的生死固不足可惜，何况死在为祖国独立自由而战的疆场上，这是何等光荣啊。然而何云正在壮年，党所给予的任务尚待竭力完成，今竟不幸牺牲，这确是一个损失！

这是11月5日拍摄的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

　　悲壮的一页

　　日军的“扫荡”还在进行。

　　在敌人严密包围、反复搜山的险境中，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同志们集合了被冲散，冲散了又集合，组成了众多不固定的战斗小组，每个小组三到五人。大多数同志三五天吃不到一餐饭，喝不到一点水。有些同志口干唇裂，舌头粘在嘴里，话都说不清了。

　　危难时刻，当地的老百姓对他们伸出了援手。

　　一天晚上，刘江和十多位同志借着月光来到一个村子。只听得村内人声嘈杂，孩童喊叫，他们判断应该是群众外逃后回家。

　　走进一户农家，一位50多岁的老大娘正在烧火做饭。看到他们进来，也不惊慌，伸手就从炕上的口袋里盛了一大碗炒面。“来，把衣服换了好行动。”大娘看他们穿着八路军的衣服，麻利地从一口大瓮里抓出些破旧衣服。

　　在大娘家的第二天晚上，有人回来说，山那边有个新华社记者挂彩了，两天两夜没吃饭，现在还在山梁上挂着。

　　于是，刘江他们赶紧拿上梯子当担架，在大娘三儿子的带领下来到了北山。到了一看，受伤的原来是史纪言，他正赤身面向背阴土坎，微微张口，呼吸土层上的一点湿气，以减轻唇裂舌焦的痛苦。他的左腿受了重伤，黑色的血痂，在月光下看得十分清楚。

　　“大伙一看那情景，都掉眼泪了。”再一次回忆当初，记者眼前的这位百岁老人又一次潸然泪下。

　　“你们害怕过吗？”在采访刘江、房秉玉等人时，记者曾这样问过。“我们都是自愿来参加革命的，早就有思想准备了。”他们这样说。

　　从25日始及以后几天内，40多位新闻战士永远地留在了太行山上。

　　1986年5月28日，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在麻田西山举行揭幕仪式。人们簇拥在纪念碑的周围，向长眠于此的英烈们默默致哀。纪念碑上，密密麻麻刻满了这些英烈的名字。

　　他们中最小的魏文天是《新华日报》（华北版）勤务员，只有13岁；年龄最大的炊事员牟忠衡，50岁。青年诗人高咏，曾发表过《随粮带征》《春天》等长篇小说，年仅22岁；负责印刷工作的董自托，曾与王亚平、臧克家等同志共同创办党的秘密刊物，年仅32岁……

　　同黄君珏藏身于同一个山洞中的王健只有16岁。

　　“我们在同一张桌子上办公，我是报务员，她是译电员。”房秉玉还记得，准备突围的当天晚上，他还曾去找过王健，问她要不要和他一起走。但王健说，她要照顾刚生产完才3个月的黄君珏，要和她在一起。

　　王健是河南修武县方庄孙窑村人。她12岁就离开河南，随军北上山西。1940年，她被调到《新华日报》（华北版）电务科做译电员。报社、分社的许多新闻稿都是由她译发延安新华总社的。

　　那天之后，天人永隔。王健被敌人残忍杀害。

　　20世纪80年代，房秉玉还曾去王健的老家河南，找到了她的姐姐。当时，她的母亲已经去世。王健的姐姐告诉他，母亲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将妹妹的遗体找到。

　　为此，房秉玉又回到左权、涉县多方寻找，但却未果。这也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这一大批新闻战士，大都是二十来岁的热血青年。他们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向往着明天的新中国。但在这一次反“扫荡”战斗中，40多位鲜活的“新闻人”牺牲，他们用鲜血书写了中国新闻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

这是11月5日拍摄的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

　　“2450 5478 4357就是新华社”

　　“滴滴答，滴滴滴滴答……”辽县山庄村一农家四合院内，19岁的房秉玉正在接收延安新华总社的电报。

　　“2450 5478 4357就是新华社，0554 0079 7193是北京电。”已经过去70多年了，这一串电码他仍烂熟于心。

　　而当初的那个小院落，如今人去院空，土坯墙有些倾斜。记者看到，院门上黑色的木门板和别家有些不同，有两个方洞。村支书曹付才说，这块木板可能是当时的某种印刷机器的一部分。他曾见有来这里寻访的老者，手抚摸着门板，老泪纵横。

　　曹付才告诉记者，这个院子地下是空的，有两处入口可通往地下，一处在院落一角、一处在驴圈里，应该是当时新华社人员转移机器的地方。如今，入口处已堆满了各种杂物，无从下去。

　　1938年秋季，党中央决定在晋东南创办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从而在广阔的华北战场上，开辟一块紧密配合军事斗争的新闻阵地。12月，何云率领原《中国人报》的部分人员，以及他刚从西安带来的几位新闻工作者和十几个印刷工人，带着一台铅印机，着手筹备《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创刊工作。

　　1939年元旦，《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号出版，何云被任命为社长兼总编辑。在发刊词中，他鲜明提出，本报“成为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团体，各爱国同胞之共同喉舌”，是“鼓励前进的号角”，“愿做华北文化抗日统一战线之创导者与组织者”。

　　1939年10月19日，经北方局决定，所有华北战报和新闻，用“华北新华社”的电头向延安新华总社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播发。1941年初，正式成立新华社华北总分社，何云兼任总分社社长。报社和通讯社合署办公。

　　“我们电务科有10多个人，好几部机器，从下午2点到晚上2点，一直在接收新闻。一个人坚持不下来，脑子受不了。2个小时换一次班。”房秉玉说。

　　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这些新闻人出生入死，奔波于激烈的“扫荡”与反“扫荡”斗争前线。为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报馆装备轻型化，全部印刷器材，连同电台、纸张、油墨，只需要三四匹骡子就可以驮走。何云风趣地说，咱们是“背着报馆打游击”。

　　在当时的环境下，报纸和通讯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何云在《华北“新华”第二年》一文中写道：在“百团大战”中，我们是曾经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尽了自己应尽的力量。我们曾搜集一切捷报，重新写作与编排，务使新闻精彩壮丽，不致埋没这些辉煌的战功。我们曾派若干记者同志，随军行动，深入敌占区，务使真正能够反映这一历史的伟绩……我们正把“百团大战”的伟大战绩，迅速散发捷报，以期飞快地深入民间。我们还写作了不少通讯，介绍到大后方，介绍到国际间去。

　　朱德总司令对报纸给予了高度评价：“一张《新华日报》顶一颗炮弹，而且《新华日报》天天在作战，向敌人发射出千万颗炮弹。”

11月5日拍摄的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太行山下，清漳河畔。

　　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背靠千仞绝壁，面向东方，那是这群新闻烈士曾经战斗、牺牲的地方。碑的正面镌刻着杨尚昆同志的题词：“太行新闻烈士永垂不朽。”左侧面镌刻着陆定一同志的题词：“一九四二年五月，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同志等四十余位同志壮烈牺牲，烈士们永垂不朽。”

　　纪念碑护栏南侧，有一座穹顶坟茔，与之平行并列，是《鸡毛信》的作者华山老先生的物冢。依照华山遗嘱，家人将他的一部分骨灰和生前用过的钢笔、眼镜送回这里，与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们一起长眠。

　　今年78岁的赵天庆老人时常会来纪念碑前看一看，用笤帚把落叶清扫干净。1985年，他和村里的三四十名青壮年曾参与修建纪念碑，“修了条小路，用板车把石头一块块拉上去的。”老人说，“村里有这个碑，觉得很光荣。”

　　“每逢清明节、农历十月初一，村里会组织党员活动，敬献花圈。每年还有万余人前来缅怀先烈。”纪念碑所在的西山村村委会主任赵龙兵说。

　　山庄村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和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旧址所在的院落内，那群新闻人曾经满怀理想干得热火朝天的场景不再，枯黄的树叶落了满地。

　　在这里，记者碰到了88岁的老人李更的。“当年有一个姓李的，在这里生下一个孩子，你们认识吗？”老人看着我们，问了一遍又一遍。村干部说，老人耳朵已经听不清，但只要有人来参观，总会来问一问。

　　据说，这位老人小时候曾给住在这里的新华社的同志们拾过柴火。不知他与这位“姓李的”之间有过怎样的故事，让他70多年念念不忘。

　　战争虽已远去，但人们追寻红色基因的脚步并未停歇。

　　49岁的左权县史志研究室主任张俊平致力于寻访、还原那段历史。

　　何云的后代在哪里？左权县与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联系，经上虞区党史研究室和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多方打探寻找，得知何云唯一的女儿尚健在，已92岁高龄。2018年8月，张俊平等人前往上虞拜访徐如珍老人。

　　抗日战争时期，何云与吴青结婚后，无子女。但是早在1925年，何云有过一次婚姻，与邻村姑娘徐文英结合，1927年12月女儿出生。身为革命者，何云自知迟早会遇到麻烦甚至丢掉性命，怕连累家人，于是一份休书，托人把妻子送回娘家，把尚在襁褓中的女儿托付亲人抚养。从此，女儿改姓母亲姓。一直以来，徐如珍老人是何云烈士唯一女儿的信息只有亲戚们知道，未被组织正式确认。但对自己烈属身份的认同，成为老人心中的渴望。

　　在左权县和上虞区两地党委政府部门的积极推动下，2018年9月18日，一份迟来的《烈士遗属优待证》交到老人手中，她在政治上、经济上享受到烈属的待遇。2020年2月28日，老人去世，享年94岁，左权县敬献了花圈。

　　“老人等待了一辈子，我们完成了她的心愿，非常有意义。”张俊平说，老人虽然没有享受到父爱，但对父亲充满思念和崇敬之情，她教育儿子继承祖辈遗志，参军报国。

　　近日，以黄君珏为原型的新编晋剧《战地黄花》在山西上演，观者无不落泪。“我要向外冲，换得新华绽芬芳，我要向外闯，倾尽满满血一腔，笑迎新中国，战地染黄花！”一曲唱罢，黄君珏纵身跳崖，壮烈牺牲。

　　太行硝烟远去，烈士精神永存。 （记者赵东辉、王菲菲、王学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