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刚察县泉吉乡宁夏村牧民达日杰怀抱一只小羊羔(11月12日摄) 张宏祥摄/本刊
脱贫攻坚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始终重视农村贫困人口脱贫问题,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把扶贫开发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党的十九大之后,党中央又把打好脱贫攻坚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取得了决定性进展。2012年底到2019年底累计减贫9348万人,贫困群众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脱贫攻坚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为国际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甚至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大创举。
中国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
共建“一带一路”预计将帮助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
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将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中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足以载入中国生产力发展史,乃至中华民族和人类社会发展史
马塞力木终于不用被绑在土地上了。
今年6月,已经是脱贫户的他卖掉5只羊,6000多元。现在,他家羊圈里有30只左右的羊。养这么多羊,这是过去不敢想的,因为没水。
马塞力木所在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沿岭乡和平村,地处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交汇处,平均海拔超过2100米。取水下沟上山、人挑畜驮,每家都有一个壮劳力被牢牢绑在水上。马塞力木家吃水要靠他赶着毛驴去县城拉,来回一趟少说一两个小时。
当地把饮水安全作为“两不愁”的保障重点,终于将水引上东乡高高的山梁。去年,马塞力木卖掉了毛驴。
马塞力木正在见证的是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的反贫困斗争。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实施了一系列中长期扶贫规划,累计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减贫人口数量居世界第一。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把扶贫开发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2012年底到2019年底减贫9348万人。
今年是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绝对贫困将在中国历史性地终结。
历史最好减贫成绩
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剩余的9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我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
农村贫困人口也将全部脱贫。在12月2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欧青平表示,剩余的贫困人口正在履行退出程序,从目前情况看,到年底所有贫困人口也将全部退出。
“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党对全国人民的庄重承诺,多年来通过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已变成现实。
贫困县和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贫困群众收入水平大幅提高。2013年至2019年,832个贫困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079元增加到11567元,年均增长9.7%,比同期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2.2个百分点。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由2015年的3416元增加到2019年的9808元,年均增幅30.2%。
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村村有卫生室和村医,10.8万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99%,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村通宽带比例达98%。
劳动技能和积极性充分激发。不再受贫困束缚的脱贫者,可以干过去想干而没条件、没能力干的事情。很多贫困户表示,要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多的财富。
“还有更多溢出效应值得关注。”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主任黄承伟说。
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以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涉农整合资金、易地扶贫搬迁和危房改造资金、政府债券、小额信贷、扶贫贷款以及社会扶贫资金逐年增加,年均投入过万亿元,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住房改造和产业发展,加上对上下游的拉动,扶贫投资实际带动数万亿元社会总投资。
黄承伟说,这些资金显著改善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也带动了非贫困农户实现发展增收。从长远看,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必然促进地区消费结构升级,促进消费总需求的直接增加,对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提供了空间,为拉动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广阔市场和动力。
黄承伟认为,扶贫开发中不断壮大的扶贫产业,有效增加了优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不仅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已脱贫地区发展还能提供可持续的经济活力和发展后劲。
此外,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角度,有专家指出,脱贫攻坚实践和贫困治理进程中形成的相应制度安排、实践策略和有效经验,进一步完善和提升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的创新案例和经验示范。
业内专家表示,如果把贫困视为劳动对象,脱贫攻坚路径方法方式作为劳动资料,党及其带领下所有向贫困发起总攻的人民群众作为劳动者,那么三者相互作用消除的绝对贫困和解放发展的生产力,足以载入生产力发展史,乃至中华民族和人类社会发展史。
近日,云南11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实现整族脱贫。2018年,独龙族整族脱贫,实现“千年跨越”。这是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孔当村一景(10月31日摄) 胡超摄/本刊
加速全球减贫进程
脱贫攻坚也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中国减贫方案。
贫困不仅制约中国生产力发展,也制约着世界生产力发展。反贫困是人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共同奋斗目标。
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减贫被确定为第一个目标,贫困对世界发展的制约可见一斑。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布的2017年《发展融资:进展与展望》报告也显示,如果不加强国际合作和国家层面的行动,到2030年,全球仍将有6.5%的人口面临极度贫困的威胁。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持续开展一系列以农村扶贫开发为中心的减贫行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脱贫攻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从减贫速度看,中国明显快于全球。从2012年底到2019年底,中国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到2020年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中国将提早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
从减贫数量看,中国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按照世界银行1.9美元国际贫困线标准,1981年到2013年,中国已使8.5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中国贫困发生率从1981年末的88.3%下降至2013年末的1.85%,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在12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是近8年的脱贫攻坚成绩单,令世界刮目相看,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
从扶贫方略看,中国把扶贫开发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实施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通过“六个精准”“五个一批”,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对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一系列问题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显著提升了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大限度激发了贫困户脱贫的内生动力,也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为世界减贫事业提供了重要参考经验。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精准扶贫方略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眼下,中国经验正毫无保留地与发展中国家共享,尽最大努力助其减贫,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新贡献。
比如,中国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并在“东亚减贫合作倡议”“中非减贫惠民合作计划”框架下扎实推进合作项目。中国在非洲援建24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惠及50多万当地民众。中国也不断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根据世界银行报告,共建“一带一路”预计将帮助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
黄承伟说,中国在世界和人类历史上创造的脱贫攻坚奇迹,将为世界反贫困事业注入强大信心,同时中国的减贫方案和减贫智慧,将为解决贫困治理一系列世界难题提供中国方案,这些方案对于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提供了一种崭新选择。
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黄承伟表示,脱贫攻坚这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伟大创举,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脱贫攻坚,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矢志坚守社会主义本质不动摇。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78年变革土地经营制度,激活农民积极性,提高土地产出率,到1986年成立专门机构在全国范围开展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发式扶贫,到2000年之后开展整村推进扶贫,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把改善民生福祉作为目标,一代接着一代干,让生产力大幅提升,让贫困无处藏身,创造了令国际社会叹为观止的反贫困奇迹。
业内专家分析,西方国家的扶贫依靠福利政策,但不同政党对贫困治理的态度不同,导致扶贫政策难以持续,很难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中国之所以创造了世界反贫困史上的奇迹,要归因于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始终坚守和接续奋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
脱贫攻坚,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
专家分析,第三世界国家的扶贫主要依靠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因不具备大规模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扶贫效果就很有限。中国将脱贫攻坚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务院专门成立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扶贫工作,又成立国家脱贫攻坚普查领导小组负责督战,这些顶层设计既是动员全国力量投入脱贫攻坚战的保证,更是我国战胜贫困的决心宣示。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党中央就作出决定,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截至2016年底,东部经济发达的249个县市区对口帮扶了西部354个贫困县,落实援助资金160多亿元,助推了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了东西部差距。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
“这种全国一盘棋统筹考虑、大规模动员调度的能力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办到。”黄承伟说。
奠实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根基
绝对贫困在统计意义上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中国反贫困事业的终结。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规划“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时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这样表述,在党的中央全会文件中还是第一次。
脱贫攻坚作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一项重大举措,2020年完成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后,将进入到巩固脱贫成果,提升脱贫质量的新阶段。
这一阶段的战略性举措将聚焦乡村振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仇焕广认为,乡村振兴是稳定脱贫攻坚成果、进一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保障。
“只有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才能提高各类资源的使用效率,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进一步提高生产力。”仇焕广说,只有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才能为实现“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超前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做出部署,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相互促进指明了方向。
规划特别要求认真总结脱贫攻坚经验。仇焕广认为,脱贫攻坚积累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坚持和完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并在此前提下构建完善的体制机制。“脱贫攻坚之所以成效显著,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密不可分。”
仇焕广表示,这套体制机制可充分运用到乡村振兴之中。比如,乡村振兴可参照脱贫攻坚领导责任制,建立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县委书记是“一线总指挥”,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乡村振兴的领导责任制,让党管农村工作的要求落到实处;还可参照脱贫攻坚工作机制,坚持实施“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要求各省区市党委和政府每年要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展情况,以强化资源要素支持和制度供给,形成乡村振兴工作合力;另可参照脱贫攻坚考核机制,建立市县党政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绩效考核制度,将考核结果作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确保乡村振兴战略能够落地生根。
规划还要求,加快建立健全缓解相对贫困的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持续改善欠发达地区和其他地区相对贫困人口的发展条件,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增强脱贫地区造血功能。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认为,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目标的实现,我国农村的贫困将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需要更加关注个体的致富能力和群体的致富机会,让全社会坚持开展扶志扶智活动,提高帮扶实效;还需要更加注重城乡融合发展、共同进步,使经济和金融政策、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都能更好地适应乡村发展需要,使农民在乡村和城镇发展中都能充分得到改善生活的机会。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站在新起点上,中国已做好了“预备跑”。(记者 刘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