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考古遗址公园内发掘原址上的考古现场情景再现。韩传号 摄

　　水稻，世界三大主粮之一，养活了全球约一半的人口。那么，谁是世界上最早的种稻人?这个问题，也许幼儿园的小朋友就问得出，要作出解答，可费去了考古学家近百年的心血。

　　21世纪之初，中国浙江一片不起眼的小土包忽然吸引了全世界研究水稻起源学者的目光。原来，这片叫做上山的地方，埋藏着解开稻作文化起源乃至文明起源的诸多密钥……

　　最早种稻的人

　　自然生长的野生稻变为适宜农作的栽培稻，在考古学看来是典型的驯化过程，可以作为文明发祥的重要标志。这一进程最早发端于何时何地?

　　近40年，“长江中下游起源说”成为主流。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的发现提供了一系列实证。人们不禁进一步追问：在这样一片广阔区域中，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真正的“起点”呢?

　　2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蒋乐平研究员在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浦阳江流域的一处河流冲积盆地中发现了上山遗址，遗址出土的石器经分析确认具有收割加工水稻的功能，发现的夹炭陶片则羼杂着稻壳。据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测定，这些稻壳距今已经有11400至8600年的历史。蒋乐平说：“它们应该算是最早的糠。”

　　有万年前的糠，是不是就该有万年前的米呢?200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研究员等在上山遗址终于找到了一粒“万年米”。如今，这粒早已炭化的稻米已是上山遗址考古公园展示厅的焦点，“一万年前谁种稻”的疑问，由此初获确解。

　　2006年，上山文化作为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最久远的新石器文化终获命名。从2000年至今，可归于上山文化的考古遗址在钱塘江上游及相邻灵江流域已发现19处。多处都有稻作农业遗存出土。

　　如何证明上山先民已着手驯化水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云飞研究员说，稻谷与稻秆小枝梗的连接部位“小穗轴”可以作为重要证据。野生稻谷成熟后自然脱粒，稻谷脱落后，小穗轴和稻谷的接触面还很光滑，我们的祖先要做的就是设法让栽培稻“忘记”自然脱粒，以便收割，因此，接触面上就有了人工脱粒的“疤痕”。上山遗址群出土的水稻小穗轴，其接触面既有光滑的，也有带着疤痕的，正是人类驯化水稻过程具体而微的展示。

　　最近，研究人员又在上山遗址发现了距今3万年的野生稻痕迹。赵志军认为，驯化完成之前，人类肯定已经尝试种植野生植物，并逐步探索改良土壤、集中播种等耕作技术，以提高产量，发现野生稻，让上山的水稻种植史图景更为完整。

　　更奇妙的是，上山不但有种植稻谷的遗存，还有利用稻谷的遗存，也就是说，这里具备了观察稻作农业起源充足而完整的考古证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邓振华指出，目前中国境内距今9000年前的稻属资源利用证据，仅在上山文化诸遗址可以找到。

　　最早定居的人

　　作为中国境内乃至东亚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分布最为集中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群，上山遗址带给我们的惊喜还不止于稻田。

　　“上山遗址‘现身’之前，早期新石器时期遗址基本都是在洞穴中发现的。”蒋乐平介绍，上山遗址的坐落相比就显得特别——它位于两个小土丘上。上山文化的其他遗址也多半分布于起伏和缓的沿河阶地或河漫滩。正是在这样的平缓地带，考古学家发现了柱洞及由柱洞构成的建筑遗迹，其中更有一处由3列平行柱洞构成，当年其上很可能盖起了木结构建筑。

　　在与浦江相邻的另一处上山文化重要遗址——义乌桥头遗址，蒋乐平发现了环壕遗迹。而在仙居县的下汤遗址，蒋乐平的同事仲召兵同样确认了“中心台地+环壕”的聚落特征。蒋乐平说：“上山遗址一带的发现证明，这里的新石器先民已经走出洞穴，过上了定居生活。”

　　基于丰富的文明起源比较研究经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表示，上山遗址无疑可跻身最早出现定居迹象的考古遗址之列。在结束不久的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进一步认定，上山文化遗址群构成了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农业定居聚落，上山文化可视为中国农耕村落文化的源头。用资深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的话说，上山遗址堪称“远古中华第一村”。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教授傅稻镰(Dorian Fuller)在了解到上山考古的收获后，兴奋地作出判断：“长江下游的定居时代无疑从上山文化开始，此后的持续发展，最终催生了文明。”他感慨说，同旧石器社群相比，上山文化聚落的规模有了飞跃式的升级，这样的人口长久聚居，有理由相信可以促生新的社会组织形态。

　　“耕作和定居，既是栽培稻驯化的前提，也是稻作农业社会形成的先决条件。因此，上山文化可以视为稻作农业社会的一个起点。”赵志军说。

　　最早烧制彩陶的人

　　在桥头遗址，多件精美的彩陶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大家普遍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彩陶，应当是中国彩陶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这是独树一帜的彩陶。”中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张居中注意到彩陶上的太阳纹符号，它在中国东部地区分布非常广，最北可见于山东大汶口遗址。“这不会是人们随意的绘画，可能有太阳崇拜的意涵，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

　　另一件彩陶上形似八卦的白色线条，在面世后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张居中认为，是不是八卦另当别论，但是，它与先秦时期的数画现象、卦象文字和占卜文化间的关系需要高度重视。“彩陶、定居、水稻、太阳纹、数画……这说明上山先民不是‘野人’，上山文化是有来路可寻的。”

　　彩陶文化的发现，让学者们对上山文化的壮阔图景有了更多遐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当年曾为上山夹炭陶测年，她认为，上山文化对理解人类社会的新石器转型具有“界标”意义。

　　“新石器考古有两大课题，始于农业起源，归于文明起源。”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赵辉认为，上山文化研究要有大格局，下一步应该对它的聚落和社会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同时，对于刚刚揭开面纱的许多上山文化遗址而言，重要的是保护与发掘并举，让上山文化带着无尽奥秘与今天的世界和谐共处，成为这片土地宝贵的文化遗产、不灭的文化记忆。（记者 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