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密集爆发 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支撑
“科技向善”须对监管对未来保持敬畏
没有哪一年，像2020年这样，让人们对于“科技向善”这四个字的理解和实践如此深入。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2020年，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在抗疫中迎来了“高光时刻”：当谣言成为干扰抗疫的“敌对”力量之时，用数字技术辟谣，成为抗疫的一大有力保障；在快速、精准识别感染者上，人工智能给了人类一个医学方案之外的新选择，通过音像和声音识别，精准识别无症状感染者，阻断病毒隐性传播、赋能人类与病毒赛跑；远程办公、直播带货、生鲜配送等线上产品和服务不断涌现，在支撑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正常运转方面功不可没……
科技有“向善”的能力，科技也必须有“向善”的愿望。在疫情中表现卓越的科技，也同时暴露出侵犯个人隐私、对实体经济产生冲击、让监管面临新挑战等一系列问题。在近日举行的“2021科技向善暨数字未来大会”上，多位业内专家提醒，技术创新正处于密集爆发期，我们要在保持开放、保持创新的同时关注潜在的技术和伦理风险，给人文关怀更多比重，对监管、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对未来保持敬畏等。
数字科技赋能疫情防控
回顾2020年，疫情无疑是留在记忆中最深刻的烙印。
疫情来袭之初，诸多的“门”都被关上——学校关门了，饭店关门了，商场也关门了，然而数字平台向全世界打开了数字大门。数字科技给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带来了更多的确定性。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在会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线上零售、线上教育、远程办公、视频会议进一步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创新与产业化运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工业互联网网络已覆盖全国300个城市，连接18万家工业企业，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日益普及，食物商品的网上零售额已占到社零总额的1/4。金融服务模式创新有效提升了金融服务效力，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加快发展，智慧城市、数字政府、数字社区建设促进公共服务更加便捷智能高效，以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中国在应对疫情中表现优异，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数字经济的长期储备与及时补位。近日腾讯研究院等发布的《科技向善白皮书2021》也指出了这一点。
“这次疫情应对中，中国完善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发达的信息通信产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姜奇平说。
人脸识别遭遇安全挑战
科技在抗疫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社会对其的警惕也并未走远。
以人脸识别为例，其因提升了公共场所管理效率而在疫情防控中被大规模采用，但同样因为安全风险而遭遇挑战。
2020年7月，美国纽约州立法机关就通过了一项法令：2020年前禁止在学校中使用人脸识别和其他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对于禁止的原因，除了安全、隐私之外，还包括对不同肤色人群识别时可能存在的歧视行为。
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朱恒源看来，在人脸识别方面，我们的推进速度比欧美国家要快得多，在公共交通、社区管理等领域已经有非常广泛的使用。“但是我们对这项技术可能带来的挑战，还缺乏足够的认知，一旦出现负面案例，整个社会对于这种技术应用的容忍就会形成钟摆效应。”
朱恒源同时提出，放在大的社会进程中来看，我们让渡出的隐私、数据等要素和资源会带来潜在的挑战，但是，“我相信人类毕竟要通过这种方式慢慢地创造一些社会机制来驯服它随着这些技术的应用，应该慢慢发展出一套与之相关的安全管理办法”。
对于人脸识别等新技术引发的争议，姜奇平认为，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先讨论出一个规则，然后让大家遵守；另外一种是在技术的发展中不断完善。前一种方式更为稳妥，但也容易走向教条主义；后一种方式相对更灵活，但也需要把握不同阶段的特点。在新技术领域采取“先规范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是规范有了，发展却搞不起来。而采取“发展中不断完善的策略”，也要区分不同阶段的应对方式。比如在新技术起步阶段的探索，这个时候需要不断试错，要容忍不规范情况下的发展。
其次，是在遇到特定的应用场景或问题时，要采取特事特办的策略。“像这次人脸识别在疫情中的应用，就属于特殊情况下的救济状态，这个时候应该是个人让渡更多的权利给公共安全部门，保护大家的安全，为此要求人们在特定的时间里、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情况下让渡权利。而一旦恢复常态，那么我们需要重新制定规则，来完善相应的治理规范。”姜奇平说。
科技向善首先要有敬畏
“科技向善”，也意味着科技企业对主体责任的践行。
“疫情期间，很多用于抗疫的人工智能产品，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获取了大量个人信息。而在疫情结束之后，或者说疫情防控不需要的时候，它有极大的概率会被下架，这种人工智能产品周期的确定性设计，提醒了从业人员应该去进行负责任的产品研发。”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类脑智能研究中心副主任、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曾毅教授说。在他看来，疫情期间技术创新的动力很足，但是人们对潜在的技术和伦理风险的关注不够。
朱恒源认为，作为社会群体的一员，一个互联网产品的运营者，需要根据社会实践中的一些具体情况去作出判断，是否要对一些网络行为进行干预和纠正，主动承担责任而不是把它交给机器，尤其是一个在发展过程中并不完美的机器。“毕竟技术的进步和人类自身的社会演进机制是存在不平衡的。”
朱恒源建议，企业在科技创新和适应社会张力的平衡上，一是要有一些前瞻性、公益性的研究，关注新技术可能对社会带来的影响；二是在商业领域，要把竞争对手当做创新的合作伙伴；三是要在组织和文化上，有一个纠偏的平衡机制。
姜奇平说，当科技企业从一种利益观变成了一种社会服务观，那么“善”在这其中，就成了影响成功概率的重要因素，也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科技企业成就伟大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发现自己的目标和使命价值观。“践行‘科技向善’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起一套运行机制，既要有好的产品、好的服务，也要有好的体验，从而实现科技向善与企业创新力之间的融合。”
在新的一年，腾讯集团高级副总裁郭凯天对于“科技向善”也有了更多的体会：“在今天来看，科技向善首先要有敬畏，不仅敬畏监管，敬畏舆论，更要敬畏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尤其要敬畏人类未来的发展。敬畏未来，是对行业和技术发展如何与社会结合最深刻的思考。只有心怀敬畏，才能在科技发展与行业扩张的同时，与传统社会较好地结合，更好地关注更多人的利益，关注社会的利益，如此，行业和技术也才能发展得更为稳健。”（记者 张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