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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1月23日电 题：中国反贫困决战的毕节报告
新华社记者李自良、胡星、骆飞
当新年的瑞雪如约而至，乌蒙山开始落笔新的一页。
胜利喜悦仍在，30多年累计减贫630多万人，乌蒙山最穷腹地告别贫困。
拼版图片：上图为2020年12月24日拍摄的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海坪村村民熊竹兰曾经居住的旧房（新华社记者胡星摄）；下图为2020年11月29日拍摄的熊竹兰现居住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朝阳新城易地搬迁小区（新华社发 何欢摄）。新华社发
这里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反贫困试验，破解“经济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的恶性循环。
这里打响了撼人心魄的反贫困决战，以非常之力啃下“最硬骨头”，把奔向小康的时间折叠压缩。
在毕节，看懂中国扶贫。
拼版图片：上图为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海坪村村民熊竹兰曾经居住的旧房内景（2020年12月24日摄）；下图为熊竹兰（左）和孙子陈金礼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朝阳新城易地搬迁小区的新家（2020年12月24日摄）。新华社记者 胡星 摄
接续：破题“三极”
喀斯特，这个以欧洲地名命名的岩溶地貌，在中国贵州西北角的毕节发育完善且影响深远。
赤水河畔，沟壑纵横，毕节市七星关区生机镇嵌在大山间。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山区，雨水落下，顺着地下“岩溶漏斗”消失得无影无踪。名为生机，却因为缺水生机全无。
高流村村民许明权说：“山脚就是赤水河，但水不会往上流。只能种些耐旱的苞谷，祖祖辈辈都缺水、盼水。”
拼版照片：上图为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海拉镇海元村“溜索改桥”后的场景（2018年3月12日无人机拍摄）；下图为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海拉镇花果村的村民利用尚未拆除的溜索过江（2018年3月12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这就是毕节自然条件的真实写照。1989年毕节在写给贵州省委的一份报告里提道：裸露石山等难利用地达230万亩，每年还在以2万亩至3万亩的速度增加；136万人饮水十分困难；水土流失面积占总面积的52.13%……
生态恶化，往往与贫困落后紧密交织、互为因果、互相激化。1988年，毕节54万农户、265万人未解决温饱。贵州省认为，毕节是“开发脱贫和生态建设中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
自然条件极差、贫困程度极深、发展难度极大，毕节要在绝境之中闯生路，唯有破题“三极”。
拼版照片：上图为2019年7月25日拍摄的贵州省赫章县河镇乡海雀村披绿的山坡（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下图为上世纪80年代海雀村石漠化严重的山坡（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高流村是毕节反贫困进程中的微小单元，冲破命运羁绊的故事却撼人心魄。新中国成立之后，村里的党员带领大家建设引水工程。在5公里外找到水源，引到村里却需要经过2公里的悬崖绝壁。
85岁的单怀中当年参与修渠，“腰上挂着绳子，从几百米高的绝壁吊下来，一钎一錾砸出炮眼，再用自制的黑火药一点一点炸。”他说。1958年开工，工程断断续续修了10年，付出了3名村民牺牲的代价，换来了福泽后人的清泉。
20世纪80年代，村民对“天渠”进行大修，而此时的毕节，正迎来发展的里程碑。为找到一条中国扶贫新路，1988年，国务院批复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开启了一场前所未有、目光深远的反贫困试验。
拼版照片：上图为云南省会泽县马路乡的村民通过跨江人行桥到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2019年12月11日摄）；下图为云南省会泽县火红乡的村民乘坐溜索到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2013年3月7日摄）。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率先提出开发扶贫，比1994年国家启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早了6年；率先提出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和谐发展，比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形成可持续发展共识早了4年；率先探索统一战线多党合作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一揽子改革举措在毕节诞生实践。
贵州省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吴愿学说，“接续奋斗”是毕节开发扶贫的最强音。中国共产党人为改变这里“苦甲天下”面貌，接力扶贫，持续努力，深刻践行初心和使命。“特别是进入新时代，面对脱贫攻坚最困难人群精准发力，誓揭‘锅底’，不让一个人掉队。”
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迤那镇五星小学的学生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2015年12月15日摄）。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决战：非常之力
牛栏江边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海坪村，一处尚未完全拆除的旧房让人震惊。以天然岩洞为墙，用黄泥夯土筑门，一张床、一个土灶便将这昏暗狭小的“岩洞房”塞满。很难想象，直到2018年，这家人还住在里面。
在100多公里外的威宁县城朝阳新城易地扶贫搬迁小区，记者找到了他们。“天哪，你们去了我那老屋，我羞都羞死了！”69岁的搬迁户熊竹兰说，那些年老伴、儿子都生病，两个孙子在读书，连生计都成问题，哪里还有钱修房子。
2018年底，熊竹兰一家5口搬到100平方米的新家，新生活从此开启。儿子在附近找到保安工作，两个孙子一个在县城卖烧烤，一个在读中职。“如果没有政府帮助，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过上现在的生活。”她说。
搬迁户在毕节市赫章县易地扶贫搬迁县城集中安置点金银山社区的扶贫车间里工作（2019年10月18日摄）。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直到2014年底，毕节仍有165.9万贫困人口，是贵州贫困面最广、贫困人口最多、脱贫任务最重的市州。吴愿学说：“仅靠常规做法，已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啃下‘最硬骨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必须采用非常之力，打破脱贫的渐进步伐。”
精准，是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关键词。“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有没有读书郎”，这个精准识别贫困户的“四看法”，是威宁县迤那镇五星社区独创的土办法。“干部到老百姓家核算收入，经常算不清楚，有些老百姓不讲实话。”五星社区党支部书记李仁兵说，“四看法”把上级政策与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效果立竿见影。2014年，五星社区精准识别出134户438名扶贫对象，无一人提出质疑，老百姓都赞同。
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双龙镇的高山冷凉蔬菜产业基地（2020年6月17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隆冬时节，威宁县双龙镇红光村蔬菜基地绿意盎然，西蓝花、莲花白、大白菜、白萝卜销售额已达60多万元。“全县2019年5月开始推进产业调整，当年9月建成40万亩蔬菜基地。”威宁县农业农村局技术员祖贵东说，脱贫攻坚等不起，必须要有超常规措施。
大方县凤山乡的一类贫困村银川村，2019年末脱贫摘帽。村党支部书记杨天啸算了一笔账：发展猕猴桃2200亩，冬荪10万平方米；开办电商中心、砖厂；发展屯兵遗址旅游项目……近年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各类资金达5000多万元。“这对一个贫困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毕节市赫章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金银山社区（2020年6月16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赫章县汉阳街道金银田社区安置了易地搬迁群众2458户、13592人。当地吸纳企业开办假发厂、快递公司、制衣厂等，实现了户均一人以上就业的目标。如今，在毕节的版图上，1591个生存条件恶劣的贫困村寨已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139个规范的集中安置点，32万人挪出穷窝搬进新家。
决战之时必用非常之力。从2014年底，到2020年11月23日最后3个贫困县脱贫摘帽，毕节在这场争分夺秒的攻坚战中，平均每年有27.7万人、每天有770人、每小时有32人脱贫。
毕节市七星关区清水铺镇橙满园村村主任张安福在巡看橙子园（2020年4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新路：流淌生机
生机镇高流村绝壁“天渠”下面一片生机盎然，1200亩橙林在冬天迎来丰收季。络绎不绝的小货车、三轮车进村拉货，村民在树下就做起了生意。村民许华的5亩纽荷尔橙进入盛果期，这些天他一直忙着给客商摘果、装车。“一斤3元，一亩地至少收入1.5万元。”
漫山遍野的橙林，多亏了祖辈父辈修的“天渠”，水从绝壁引下，接上水管流过橙林。许华的爷爷许光美，当年修渠时牺牲。“我们家一直以爷爷为榜样，想想当年长辈们如何奋斗，谁还好意思继续‘等靠要’呢？”许华说。
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的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如画（2020年7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从高流村走向更广阔的毕节大地，处处流淌着生机。试验区成立30多年来，累计减贫630多万人，毕节为什么能？解开“毕节密码”，更深切、更真实看懂中国扶贫。
这是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之路。开发扶贫、生态建设是毕节试验区的两大主题，寓生态建设于脱贫攻坚，用脱贫攻坚促生态保护，毕节试验区森林覆盖率从1988年的8.9%，增长到2020年的60%，人与自然从“对抗”走向“共赢”。
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双龙镇红光村村民在田间劳作（2020年4月23日摄）。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这是一条以改革推进发展的跨越之路。2014年以来，毕节实施国家的改革举措100余项，承担了20余项国家改革试点和50余项贵州省改革试点。毕节因改革而兴、因改革而活、因改革而进，实践证明，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越需要加快改革。
这是一条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团结之路。“众人拾柴火焰高”，统一战线30多年帮扶不断线，协调项目900多个，引进资金1200多亿元，汇聚力量向贫困发起总攻。
毕节市七星关区生机镇高流村悬崖绝壁上的“天渠”（2020年12月22日摄）。新华社记者 胡星 摄
毕节试验区承载了为中国扶贫探新路的使命。在新的起点上，这片特殊的“试验田”正面临新的使命。毕节市委书记周建琨说，从“试验”到“示范”，毕节将以绿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多党合作实践等关键重点为突破口，全力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
农民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双龙镇红光村的蔬菜基地采收蔬菜（2020年6月17日摄）。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