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峰同志简介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半月谈杂志社编委会主任委员、高级编辑、离休干部李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1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李峰同志出生于1925年12月11日，河北藁城人。1940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7月转业至新华社工作，先后在西南总分社、鞍山分社任记者、编委，总社国内部任记者、组长、副主任。1982年4月任国内部主任兼《半月谈》总编辑，1986年3月任半月谈杂志社编委会主任委员，1993年2月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8年4月离休。
2021年2月2日，这天阳光明媚，蓝天清澈，无风。虽然仍是深冬季节，可与前些日子的严寒比较起来，感觉还有几分暖意。也许与近日一些地方的疫情反复有关，八宝山告别厅外的广场上，没有了通常逶迤不断的人流，显得很是冷清。我参加完李峰同志的告别式出来，又看了一眼告别厅门柱上黑底白字的挽联：“太行小八路 新闻老战士”。看着李峰同志那幅熟悉的微笑着的照片，心底抑制不住地一阵阵悲凉，多年前的往事影像一样涌现在眼前。
我与李老相识，始于半月谈。李峰同志是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几十年致力于党的新闻事业，名闻遐迩，其年望资历对我来说都是长辈，是只能仰视的。只是由于在半月谈工作期间，一直在李老领导下，李老退出领导岗位后又有几年和我同在一间办公室，我才得以和李老推诚相见，也不时促膝谈心，时间既久，就把李老视为亦师亦友、可亲可敬的忘年交了。
左图：李峰1947年冬的留影。右图：80岁的李峰老人，为2005年图片。
李老是一个很注重形象的人，平时总是衣着严整、行止端肃、不苟言笑。加上他年资和声望颇高，给人的感觉似乎是高高在上、难以接近。其实，就我对李老的了解，他是一个心系基层、有百姓情怀、内心世界丰富的人。有一次，我就工作中的一些烦恼向他请教，他听完我的诉说，并没有回应我的问题，而是另外讲了一番话，如何让自己的一生过的更有价值，如何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怎样把工作重心沉到基层，从中增长才干。
李老的教诲，对我后来的工作和思想影响很大。思考这些问题，我原来的那些所谓的烦恼也就自然烟消云散了。李老的教诲道理不深，但由于他本人身体力行且成就斐然，因此就格外有分量，令人信服。他写的文章，无论标题还是内容，都和基层百姓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他曾经写过一篇很有影响的研究新闻业务的文章，题目是《站在最高点，钻入最深层》，这其实也是他从事新闻工作的心得体会和经验总结。他的文章的标题，总是读来朗朗上口，像白居易的诗，意陈于词，老妪能解。比如：《“一厘钱”精神》《半个大饼比一个烧饼大——一个自主权调动四个积极性》《放盐不多就能咸——为什么他们干四化劲大信心足》《废纸篓里的财富和秘密》《养鹅》《按电钮的劳动》……人说文如其人，言为心声，这些解人之颐、扣人心弦的标题，充满了人间烟火气，都是老百姓口中的大白话，没有心系百姓的情怀、深入基层的历练，是很难写出来的。
李峰与人合写的长篇通讯《“一厘钱”精神》发表在1963年3月2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记得有一次，李老带我去无锡采访。这次采访事先李老没要求做计划，采访过程中间也没有给我提要求。采访结束时，李老给我出了一个题目：“无锡人的骄傲和怨气”。我当时心里很是发毛，不知写什么，该怎么写。等老李把我搜肠刮肚写成的初稿改过退给我时，我看到初稿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了。李老所改，片言只语，街访偶谈，信手拈来，把一路上与司机的聊天、干部的介绍、乡村的见闻和自己平时的思考融为一体，在轻松诙谐中恰到好处地讲述了一个重要又带普遍性的主题，把看似平淡的素材提炼成了一篇很有特色的报道。李老这种百姓情怀、基层心结，一入基层便如鱼得水的特点，和他作为一名老革命的经历有关，也和他长期从事新闻事业的职业追求和勤于思索有关。写到这里，我的眼前禁不住浮现出当年常见的景象：李老背着手，深沉地、若有所思地在踱步，以致于和他相遇的人都不敢轻易打招呼寒暄。今日想来，李老的心中想的最多的，还是解决百姓难题、回应舆论热点、推动社会进步。他留下的80万字的《李峰文集》，就是最好的说明。
李老平时身上所携的严肃气氛，在讨论报道时，就一扫而空。一到那时，老李便谈笑风生，且常有奇思妙想。他既善于站在高处把握，又长于细微处锤炼，对待稿件总是打磨了再打磨，修改了再修改，颇有古人“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的遗风。有一次，老李安排编辑部的几个年轻人采写一篇重点稿件，针对当时社会上不实传言甚多，深入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心态，从而针砭时弊、以正视听。
记得这篇《传说之谜》原稿的开头是这样说的：“甫抵石家庄，记者就听到……”。老李带领大家大修大改了好几遍之后，在付印校对的最后一刻又提出：你们再斟酌一下“甫抵”这个词，不如改为“刚到”好，要尽可能平实自然、通俗易懂。李老对文字的这种态度，不仅体现了他那种追求完美、注重细节、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而且体现了他在新闻报道中充分照顾到读者需求的共情和同理心。
编辑要有一颗读者心，这一点在李老的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1980年7月，他曾写过一篇短文《定稿自问五则》，收录在《李峰文集》的第三卷。这“五则”无一不是紧紧地围绕着读者：一、发这篇新闻有什么新闻价值，有什么用处，哪些报纸、读者会感兴趣？哪些事实和观点会引起读者共鸣？二、事实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如何？比如，人名、地点、时间、单位、数字、术语、过程等。三、事实和观点都说清楚了没有，逻辑、文理是否通顺，有没有别人难认、难懂的字、词、话，广播员念起来是不是顺口，有没有需要向编者、读者特别说明的重点、背景、引语出处等等。四、读者对所写的事实和观点，会不会有怀疑、误解、异议、提出反对意见，这样写有没有副作用？五、自认为有哪些是有新意之笔，有哪些是败笔，为什么不能改好了再发？老子说过：“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若在新闻采编活动中时时刻刻以读者心为己心，与读者相知相亲，读者在心中自然就会为他树立起一座丰碑。
1944年，抗日军民在敌后破袭战中携手掀翻山西忻州南同蒲铁路路段枕木。李峰 摄
西谚有云，有百岁之童，亦有十岁之翁。有人虽然年轻，却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害怕突出藩篱。有人虽然年长，但想问题办事情却充满了创造性、前瞻性。这其中自然有个体先天的差异，但也有后天价值追求的原因。志存高远，不执于我，事业为大，胸襟和境界自然不同。
上世纪80年代我到半月谈工作时，李老已过花甲之年。但李老的创新思维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常常为我们这些年轻人所不及。这不仅体现在新闻报道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事业开拓方面。在半月谈工作的十多年里，李峰和他们那一代老新闻人强烈的问题意识、执着的创新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
在那个年代，在还不知道互联网为何物的时候，半月谈就开始调动和吸引读者广泛参与，深度互动，当时每天都会有几百封读者来信，处理读者来信也是半月谈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还没有“渠道为王”这一理念的时候，半月谈就深耕细作，广结人缘，建成了遍布全国城乡的发行网络；在还没有发明“用户粘性”这个词的时候，半月谈就善于紧紧把握读者需求，及时回应读者关切，做到了中央要求和读者需求“两头满意”；在还没有“平台思维”概念的时候，就不断探索杂志的全面、延伸发展，把半月谈办成了集系列刊物、品牌活动、音像产品等于一身的媒体平台。
我觉得，半月谈的事业开拓，可以说无一不有赖于创新的支撑。当时的总编辑闵凡路常说，这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在我看来，李峰、闵凡路这样的领路人居功至伟。在半月谈事业从筚路蓝缕到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李老一直担任半月谈编委会主任委员，他是事业创新的拥护者和倡议者，也是实践者和推动者。
李峰（前排右三）与半月谈同事和“大编辑部”同仁合影
和李老有过工作交集的半月谈的编辑同仁们差不多都经历过李老求改稿的事情。收录在《李峰文集》中的通讯《九龙江上的抗天歌》，是他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采写的一篇名作，至今到了每年的防汛抗旱报道时，仍时常为人们引用。
初稿标题是《九龙江上的抗旱歌》。稿件发到新华社总社后，李老觉得“抗旱”一词不能准确反映人民对待天灾的抗争行动和精神，意境和韵味不足。于是，他给总社发了一封改一个字的电报。一字之改，标题既实在有分量，又有了精气神。在办公室里，老李经常拿来一篇稿子对我说：“帮我看看，有意见就在上面修改。”修改之后，老李还要再认真推敲一番，为什么要这样改，哪些改的好，哪些改的不对，如此三番五次直到满意为止。后来听说，半月谈编辑部的好多同志也都不时应李老请求修改稿件。一些年轻的编辑觉得要在中国著名记者、自己的领导付印前的成稿上修改，感到诚惶诚恐，常常不敢下笔。但李老是认真的，他不仅请求同事们帮他修改稿件，而且还经常和他们就一句话、一个字进行讨论，甚至争执。
可以说，李老对献给读者的每一个字，都是反反复复、改了又改的结果，那种职业精神，还有李老当时像小学生求教似的形容言谈，带给人的，不只是钦佩，还是印刻在内心和习惯中的深深的痕迹。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李老离我们而去了，留下了那些他呕心沥血、充满了百姓情怀和真理追求的文字。我闭上眼睛，仿佛看到他拿着《李峰文集》笑吟吟地送给我时的高兴的样子，又仿佛看到他戴着花镜，伏案锁眉，斟酌一字一句的样子，又仿佛听到他严肃地谈论选题、讨论工作…… 李老给我留下的这些记忆，在我的内心深处，永远栩栩如生。（方正辉 作者曾任半月谈杂志社副总编辑、中国外文局副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