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初升 舒义文
所谓循环，就是经济资源、生产要素或产品在供求链条上的各部门之间流动，在循环中优化配置资源，提高经济效率，在循环中形成结构变迁，实现经济发展。1978年以来，我国通过改革开放构建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使国内外两种资源在循环流动中得以更加充分地利用，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实现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进入新发展阶段，党中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味着要对以往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的格局作出调整和完善，以适应新发展阶段的实践需要。发展经济学专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通常是从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循环流动的障碍入手，探索如何通过循环流动来突破各种低水平均衡陷阱，实现高水平均衡。因此，从发展经济学理论视角分析“双循环”，有助于深入理解、准确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全面贯彻落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
中国经济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走出低水平均衡
与量变形式的增长不同，发展意味着新模式的涌现，它肇始于低水平均衡的突破并趋向更高水平的均衡。然而，对于许多低收入国家而言，突破低水平均衡、跃迁到更高水平均衡的经济发展过程，并非像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是自然而然地实现的。低收入经济体不仅人均收入低，资本匮乏，而且往往市场发育不全，偏重传统的农业经济，各种低水平局部均衡并存，呈现出一种整体上的结构失衡状态。
在发展经济学看来，低收入经济体往往存在“贫困恶性循环”：在供给侧，形成“低收入—低储蓄—低资本形成—低生产—低产出—低收入”循环；在需求侧，形成“低收入—低购买力—低投资引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低产出—低收入”循环。在供需两侧的恶性循环中，资本形成不足是关键痛点。所以，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想方设法促进资本形成，扩大投资，才能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冲出低水平均衡阶段。为此，一方面，要动员和组织资源向城市工业部门集中，优先推进工业发展，吸收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然后再形成收入和工业品向农村回流，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刘易斯、乔根森、拉尼斯和费景汉的二元经济模型，托达罗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所刻画的就是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的国内市场或曰国内循环。另一方面，由于收入水平太低，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撑投资，发展中经济体需要通过国际贸易获得资本品，或引进外资，以国外资源弥补国内资本形成的缺口。钱纳里等人所提出的“双缺口模型”以及随后扩展的“三缺口模型”“四缺口模型”，所分析的就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为何要参与国际市场或曰国际循环。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我国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17%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83%左右，现代工业中几乎没有重工业。基于当时的经济现实与发展需要，我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了能在资本极为匮乏的经济中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政府以计划经济方式实现了农业剩余的“工业化转移”，动员和集中全国资源进行工业化建设，大幅度提高投资率。客观地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向工业和城市集中，在城乡之间、各产业之间并未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内循环。依靠这种方式，虽然初步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工业体系，但代价也是巨大的：价格扭曲，经济结构失衡，在实现重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农业、消费品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抑制了居民收入和消费。此外，当时的中国经济处于独立自主的半封闭状态，除了与亚非拉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援助性的往来之外，几乎不存在国际经贸关系，没有真正参与国际循环。
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经济的历史转折。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显著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水平，释放了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民营经济的兴起，促进了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业和服务业部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统一性不断增强，农民以及城市劳动力跨行业、跨地域的流动成本不断降低。与此同时，政府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城乡协调发展产业政策，推动了资源、要素和产品的国内循环，促进了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的良性转化。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发展除了受国内资本形成不足约束之外，外汇也非常短缺，1978年外汇储备仅为1.67亿美元，生产技术也相对落后。但是，中国拥有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具有较强的工业制造能力，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1980年我国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高达22.4%，而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仅为1.8%，研发投入仅为0.5%。当时，恰逢国际上发达经济体（包括亚洲四小龙）正在经受成本上升的困扰，需要大量转移投资和产业技术。中国通过对外开放，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历史机遇，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中。通过“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通过吸收外国直接投资（FDI）、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转移，参与国际市场，不仅成功突破了外汇短缺、现代生产技术薄弱的发展瓶颈，而且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城市企业升级改造等问题。随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拓展利用外资，通过参与国际市场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同时也给世界带来福音。1979年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仅为1.79％，全球排名第十一，位于荷兰之后。到2008年，中国GDP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已上升为7.22%，全球排名第三。
以往的国内国际循环模式在新发展阶段面临的难题
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往在低收入阶段的经济追赶过程中形成的国内国际循环模式开始暴露出其历史局限性，我们不得不面临以下问题：
首先，为了克服资本形成不足的困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延缓了要素市场改革，压低了劳动力、资本、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以低成本博取高利润的方式加速资本积累，形成高投入、高产出的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导致的一个潜在问题是，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较低，大部分劳动者成为低收入群体，导致社会需求结构失衡，从而约束了国内需求。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相同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经济更倚重国际市场。
其次，我国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虽然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向农村的投资，但由于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尚不够完善，导致城乡之间在居民收入、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农村发展明显落后于城市，农民生活水平偏低、农村消费不振，最终表现为城乡循环不畅。
再次，国际循环和国内循环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即区域发展不协调，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之间的相互促进，限制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业已形成的国际循环明显偏重东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更多处于国内价值链之中。仅利用外资一项便可窥见一斑：1979-2016年，东部地区利用外资占72.36%，中部地区为19.03%，西部地区仅为8.61%。最后，当时我国参与国际市场，总体上处于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不仅获取的比较利益不够多，而且对国外先进技术和关键中间产品的依赖性较强，存在技术“卡脖子”的产业安全隐患。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客观必然性
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任务发生了变化，这对通过国内国际循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首先，中国已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要素禀赋结构和社会需求结构都发生明显变化，面临着不同于低收入阶段的发展问题与发展任务，需要转换发展动力、改变发展模式。一方面，劳动力资源不再丰裕，环境资源约束凸显，资本不再像以前那样稀缺，外汇不足问题早已不复存在，因此，“资源换资本”不再是参与国际市场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的动力机制正在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获取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更多需要依靠自身的科技力量实现，很难再像过去那样通过参与国际市场实现“市场换技术”。
其次，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体量、贸易规模、资本跨国流动规模等均已位居世界前列，参与国际市场足以影响国际经济。2018年中国GDP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为16％，全球排名第二。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进出口数量会对国际市场的商品价格产生重要影响。仅此而言，参与国际市场也不能简单追求出口数量，更需考虑进出口数量的最优化问题。此外，一国参与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相对比例也要受其经济规模的影响，小国的内部市场小，往往有较高对外贸易依存度，其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国际循环；大国一般拥有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国内循环余地更大，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国内需求。
最后，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期，发达经济体相继进行深度调整与结构再平衡，美国等发达国家甚至启动再工业化战略；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抬头、国际地缘政治等导致经济全球化退潮，全球产业链呈现明显收缩趋势，我国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从互补合作转变为竞争合作。2001—2008年全球人均GDP年均增速7.1%，2009—2019年为1.9%。国际金融危机、经贸摩擦、地缘政治、新冠肺炎疫情等一系列外部冲击使我们认识到，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同时，国际发展环境也发生深刻变化，不断增长的全球生产能力和全球市场空间狭小的矛盾日益突出，一些原来认为是短期性的外需冲击正在形成长期化趋势，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循环的方式以及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关系都必须做出相应调整。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面临的发展任务和国际发展环境的变化，对经济发展战略作出的重大调整和完善，是我国经济发展逻辑的必然。
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客观条件的变化，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关的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对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实践已失去了参考意义。而对于中等收入阶段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应对经济运行面对的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问题，当代发展经济学还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发展经济学迫切需要理论创新。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人类经济史上宏大而深刻的实践创新和社会变革，中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所提供的经验素材，都将具有典型的发展经济学意义。因此，探索新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规律，从中国实践中凝练出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不仅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对于创新发展经济学体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作者分别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