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在新发展阶段，要围绕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来提升社会建设水平，这是党的中央全会文件中首次提出“生活品质”问题，对于刚刚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当代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在新发展阶段，要全面准确把握好人民需要变化的新趋向，努力提升人民生活品质。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关键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发展阶段我国人民需要变化的新趋向。概括来讲，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人民需要的变化呈现出以下三个基本趋势。
需要质量迭代。迭代的本义是指在基本变量确定的前提下，以前次迭代结果为基础进行重复修正，从而最终实现目标的一种行动和现象。在人民需要变化这一问题上，可以看到同一需要中存在较为明显的类似迭代的现象，其基本特征就是在迭代前后，需要的基本目标不变，但需要的满足层次在不断提升，出现了1.0版、2.0版、3.0版的不断迭代更新。譬如，在基本民生需要中，厕所就存在一个不断迭代的问题。随着基本温饱问题的解决，如厕问题作为城乡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其重要性日益突显。此外，城市老旧社区的改造、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食品药品安全性的提升、生活垃圾的处理，以及教育、就业和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更加公平等，都是人民需要不断迭代的重要领域。
需要领域拓展。有关需要的研究都存在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即人的需要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马克思认为，人既是一种自然存在物，又是一种社会存在物，最终是一种自由的有意识活动的存在物，因此实践中的人在不同层面存在各种不同的生物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和自由发展需要。党的十九大对“美好生活”内涵的描述，就是我国人民需要领域拓展的一个经典呈现。应当说，需要领域的不断拓展会带来一系列复杂的新挑战。一方面，政府的需要供给能力及供给状况与人民的实际需要之间可能存在结构不适配的问题，这种供给与需求的错位不仅会反噬经济生产，而且会触发人们的不满情绪，带来社会政治稳定方面的隐患。另一方面，不同社会群体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的需要的侧重点是迥然相异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能否更好地处理这些因为人民需要领域拓展所带来的“新议题”和“真问题”，直接决定着人民生活品质的高低。
需要功能位移。从理论上看，在相对丰裕型社会中，物品的使用价值得到较为充分的满足后，人民需要的重心就会出现从使用价值向符号价值的功能位移。这时，物品的符号象征意义就越来越多地成为个人身份及地位的代码，人们将消费当成一种符号工具，通过消费向他人传递信息，通过他人的消费行为解读背后附加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作为进一步交往的依据。由此，不同品位的消费者会选择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群体风格，而不同品位的群体对符号消费的需要也完全不同。在当前我国，对于一些低收入群体而言，需要的重心还是基本民生，重点集中于改善基本生活条件，物品的使用价值和大众消费仍然是最重要的追求目标，功能位移现象还不太明显；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而言，需要已经逐渐由满足物质生活的大众消费转向体现美好生活需要的品位消费，品牌、品位和品格等成为共同追求的新目标；对于高收入群体而言，需要的领域进一步拓宽，迭代速度持续加快、更具有个性特质等成为这一群体的共同向往。于是，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无论是汽车品牌，还是电影和音乐类型，甚至是各类户外活动等，都在不断进行分层，需要功能位移现象日益增多，从而满足不同群体的独特需要。但是有关消费异化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必须对当前出现的需要功能位移现象进行适当干预。其中有些功能位移，如奢侈品消费，需要严格限制；有些功能位移，如追星行动等，需要积极引导；有些功能位移，如争当劳动模范，崇尚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志愿精神等，则需要全社会大力倡导。【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