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尹汉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实践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在喜迎建党100周年的历史时刻，进一步深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将更加坚定全国人民一心一意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谱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个时代，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不倦寻找着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模式。辛亥革命之前，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等都未能取得成功。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都没能找到正确答案，中国依然是山河破碎、积贫积弱，列强依然在中国横行霸道、攫取利益，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苦难和屈辱之中。”
君主立宪制失败了。1908年，清政府借鉴日本宪法，制定了《钦定宪法大纲》，但删去了其中限制君权的有关条款，实际上是对封建君权的又一次强化。1911年11月3日，清政府公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在这一宪法性质的文件中，皇帝的权力也只是让渡出一小部分，仍强调“皇帝神圣不可侵犯”。
帝制复辟搞了两次，一次是袁世凯复辟，一次是张勋复辟，都很快失败了。这表明封建统治早已不得人心，也宣告了君主立宪制的彻底寿终正寝，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
议会制失败了。1912年，宋教仁以国民党代理事长身份参与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选举取得胜利后被暗杀了。后来由于袁世凯复辟以及军阀统治，议会制度被废弃了。
多党制失败了。当时的中国曾出现过多党林立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从武昌起义到1913年底，各种新成立的党、会团、社等团体达682个之多，其中政治类团体312个，但却没有一个政党能找到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
总统制失败了。从1912年到1948年，中华民国历史上出现过多位总统：孙中山担任过临时大总统、非常大总统，他领导发动的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并没有为中国找到真正的出路。其后，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蒋介石、李宗仁等做过总统或代总统，他们非但没有给中国带来希望，有的反而更进一步地将中国推入灾难的深渊。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不触动旧的社会根基的自强运动，各种名目的改良主义，旧式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都不能让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稳定下来，也都谈不上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
在这些尝试都失败了之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中国共产党，不是特殊事件发生后的偶然结果，而是历史的必然。
二
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窃取了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从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中，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执掌的“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有时间和精力进行一些建设，有人将此美化为“黄金十年”，有人甚至认为如果1937年没有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有可能顺利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实现现代化。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可以从以下五点来分析。
第一，历史不能假设。希望日本不侵略中国，不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第二，那时，中国依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不仅日本侵占了东三省，而且西方列强在中国也有殖民利益存在。民族独立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没有民族独立，这十年实为浓重阴霾所覆盖；1932年，东北沦陷，华北告急，使这十年中的后五年更是黯然失色。
第三，这十年间，国民党反动政权不仅把枪口对准了共产党，而且出现了内部的新军阀割据。国民党内各派系、各地方实力派互争雄长，甚至导致大规模内战。在这样内忧外患的境况中，中国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第四，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导致其不可能完成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3—674页）
第五，当时中国的仁人志士确曾寄希望于将西方的政治制度运用到中国，改变中国的悲惨命运。但是从外部环境看，列强不愿意放弃在华利益，不允许中国独立；从内部条件看，资产阶级很弱小，难以担当起历史重任。辛亥革命以后，议会政治模式的种种丑态让中国人对西方所谓民主模式产生了怀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以及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1933年7月，《申报》组织了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在16篇专论中，有15篇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或者非资本主义道路，只有1篇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从一个方面表明，当时在中国社会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的道路选择已是大势所趋。
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以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唤起工农千百万”，带领中国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北伐战争是在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口号下进行的。在北伐战争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由共产党组织的湘鄂赣工农群众运动空前高涨，所以北伐战争势如破竹。但是，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大革命教育和锻炼了各革命阶级，为后来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奠定了群众基础。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曾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这生动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军心所向、民心所向。
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共产党促成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迅速开赴抗日前线，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的重大胜利。敌后战场开辟后，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人民，牵制了大多数日军。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成长，到1940年底，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东北抗日联军还未计入其中），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民族抗战中持续发挥着重大作用。在战略反攻阶段，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发挥了主力军的关键作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信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和平、民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和平、民主方面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在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方面，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1946年6月，国民党重兵围攻中原解放区，挑起全面内战。中国人民彻底认清了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真实面目，更加拥护共产党。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亿万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不断失去人心，彻底走到人民的反面。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追求中，正义和人心始终在共产党这一边。
其后的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也同样向世人证明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即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作者：中共湖北省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