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港台音乐人的粤语、闽南语歌传唱于大街小巷，到如今越来越多以方言为主要载体的独立乐队成为年轻人追逐的潮流，方言音乐的声量正在不断增大
从自古以来的一次次民族大融合，到如今《山海情》《我的阿勒泰》等为代表的影视剧大火，也许，胡服骑射、套马杆的汉子、粗犷的信天游、滑稽奔放的二人转……本就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基因，这就是中国人的摇滚内核。如今，这份内核正在被唤醒
“当未来的世界充满了一些陌生的旋律，你或许会想起现在这首古老的歌曲。”罗大佑曾在《未来的主人翁》中唱道。
从港台音乐人的粤语、闽南语歌传唱于大街小巷，到越来越多以方言为主要载体的独立乐队成为年轻人追逐的潮流。方言音乐从遥远的民歌中汲取灵感，以传统的中阮、唢呐、马头琴为创作工具，将田野的风、山岗的土、小城的愁写进乡音里。
如今，方言音乐的声量正在不断增大，成为中国流行音乐这条长河中极具标识性的一段。
方言音乐成“显学”
长调、马头琴、呼麦、舌簧一出，现场几乎雷动，所有观众都被点燃了，跟着音乐的节奏蹦起来……玩乐队近20年，来自内蒙古的“安达组合”真正意识到自己“出圈”，是这两年的事情。
“当时想的是，最多唱一首歌、露个面，就各回各家了，毕竟能听懂蒙语的人不多，谁知道一下子就‘爆了’。”2023年，“安达组合”参加了综艺《乐队的夏天》第三季，第一期就拿下第一名。自那之后，队长那日苏明显觉得年轻乐迷多起来了，以前一个抖音视频评论只有几万，现在一下子能飙升到几十万。
其实，在真正被国内主流、尤其是年轻人“看到”之前，“安达组合”的成绩已经足够耀眼。他们拿过第12届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电视大奖原生态组团体第一名，专辑《风马》获得世界权威音乐杂志《songlines》颁发的年度最佳唱片奖，常年在欧美等地巡演，登上欧洲最大音乐节丹麦罗斯基勒的舞台……但真正被国内年轻人看到，综艺和社交媒体功不可没。
同“安达组合”一样，近几年，很多方言音乐的“出圈”，都是依靠现象级综艺节目、影视作品和社交平台。
以客家话为主要创作语言的林生祥，因在电影《大佛普拉斯》中创作的配乐《面会菜》爆火而为大众所熟知；“还潮乐队”因给电影《爱情神话》做了配乐《旧社会顶穷的人》，开始被越来越多的观众熟知；同样唱蒙语歌的“杭盖乐队”参加综艺《中国好歌曲第二季》，吸纳了一批“死忠粉”。
来自广东、以海丰方言歌出名的乐队“五条人”，也有相似的成长路径。“五条人”成立于2008年，2020年参加了《乐队的夏天》，收获大量粉丝。此前，动漫《刺客伍六七》选用了他们的作品《阿珍爱上了阿强》作为插曲，这首“神曲”瞬间红遍了网络。
如今，“五条人”在社交媒体上有上百万粉丝。“跟着五条人游海丰”一度成为很多歌迷的选项，海丰这个低调的小城成为年轻人“逛吃逛吃”的热门目的地。
在知名乐评人宁二看来，要论方言乐队“出圈”的标志，从传统只能容纳几百人的livehouse（小型现场演出），到数千人、甚至上万人的“正经”演唱会，演出规模的变化可被视为重要观测点之一。
2023年7月，“五条人”在广州举行了万人级演唱会“大时代歌厅”。今年5月，同主题、同规模的演唱会在北京落地，预计今年下半年还将在国内其他地方复制落地。
“老乐队”突然爆火，越来越多年轻的方言乐队也逐渐诞生并崭露头角，凸显出行业的热闹景象。
虽然已经解散七八年，但以唱沪语著称的乐队“顶楼的马戏团”仍在社交媒体上被频频怀念。他们歌里唱到的绍兴路、福州路、昌里路等关键地标也经历多番变迁，让听歌的人对那些年的上海感怀不已。
2020年组建的宁波话乐队“还潮”的团员也毫不掩饰对于“顶马”（“顶楼的马戏团”）的喜爱。如同“顶马”把为申花“噶油”（加油）、“输忒了”（输了）写进歌里，他们也把宁波话“昼过”（中午）、“晏到”（迟到）写进歌里。黏答答、细腻的吴语风格吸引了很多乐迷，“顶马”原主唱陆晨的朋友当中，真有人以歌为图，按照歌词去打卡了一遍宁波的三江口、府桥街、舟宿渡……
方言乐队到底有多火？目前中国到底有多少方言乐队？这可能很难回答。但毋庸置疑，它们的独特性的确吸引了很多音乐厂牌的关注，包括方言音乐综艺《十三亿分贝》、致力世界音乐的北河三音乐厂牌、腾讯音乐人发起的“方言民谣”征选计划等，都希望将各地方言元素融入音乐创作，唤起城市人文记忆。
换言之，在我们所熟知的、泛化的流行音乐框架中，方言乐队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姓名”和标签。
五条人乐队在美国纽约的演出。新华社记者李睿 摄
中国人的摇滚内核
为什么要听、要创作方言音乐？
其实，不只是中国人喜欢用方言创作，在海外，用地方口音进行演唱至少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比如，曾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就带有浓浓的家乡明尼苏达州口音；意大利民谣诗人法布里奇奥·德·安德烈，也热衷于用热那亚方言演唱；早期起源于美国黑人奴隶的劳动歌曲的蓝调（Blues）也多用方言进行演唱……
知名乐评人邹小樱觉得，当人们厌倦了传统唱片工业、流水线式包装出来的明星和歌手，就天然想要追求一种更加个性化、更有特色的审美体验，在创作端和鉴赏端都是如此。尤其是在县域经济、小众旅游、返乡创业的时代浪潮下，方言与流行文化的结合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今年6月，来自四川成都的歌手施鑫文月的专辑《巴蜀文艺复兴：第二章》在第二届浪潮音乐大赏获得年度其他地方方言专辑奖。被问及为什么要创作成都方言歌，这位出生于1999年的年轻人的回答言简意赅，“很简单，就是好玩。”他说，成都方言里那些幽默和俏皮，正好契合了他对巴蜀大地的认知，也是自我表达的一部分。
被意大利《晚邮报》誉为“当代音乐的马可·波罗”，意中文化交流与发展中心中方主席张长晓认为，当前，中国年轻群体追求一种更具个性的表达，方言自带各个地方的历史基因和地理文脉，在表达上更占优势。
中山大学汉语语言学教授杨蓓介绍，当前仍活跃在我们生活中的方言，大多从中古音演变过来，各自保留的特色不太一样。比如，以音调论，中古音共有8个声调，吴语有5个声调，同时保留了入声字、清音和浊音，粤语共保留了9个声调……由此，方言音乐一方面能唤起人们记忆中“似曾相识的亲切感”，另一方面又能提供差异化的特征，满足人们求新求异的心理。
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传统文化的复兴也起到重要作用。宁二觉得，随着非遗保护、旧城改造、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公共政策的推行，人们对地域文化、方言母语、少数族群、传统生活等越发关注，大众对传统音乐和文化在日常审美层面的需求也有了很大提升，为方言乐队的集体诞生提供了一定基础。
被问及用方言创作的初衷，陆晨说，他一直记得自己的少年时代，张国荣、邓丽君的粤语歌风靡全国，KTV里，到处是蹩脚、力争唱出原汁原味粤语歌的爱好者，所以，他也想试试自己的歌能不能唱出家乡的味道。
在陆晨看来，与其说是用方言唱，不如说是用母语唱，“那种亲切感，以及所能表达的意蕴，有时候是普通话所不能替代的。”就像他的《上海童年》里写到的“六月里，落雨”，如果用普通话，变成“六月份，下雨”，就很难将江南地区这种独有的气候、扎根于上海人记忆里的那种味道展现出来。
那日苏也琢磨过一阵子“安达组合”“出圈”的原因，他说：“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草原梦’。”点开音乐播放平台“安达组合”的评论区，“我先低头吃草了，各位随意”“把车卖了去买马”“也听不懂在唱啥，但是坐在上班的地铁上眼泪唰唰地流，太感动了！”……大量听众的热情被激发出来。
这套理论也得到了邹小樱的认同。他觉得，也许这就是中国人内心最本源的驱动。从自古以来的一次次民族大融合，到如今《山海情》《漫长的季节》《我的阿勒泰》等为代表的影视剧大火，也许，胡服骑射、套马杆的汉子、粗犷的信天游、滑稽奔放的二人转……本就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基因，这就是中国人的摇滚内核。
如今，中国人的摇滚内核正在被唤醒。
施鑫文月演出现场。受访者供图
唱自己的歌
如果说20年前，听众耳朵被传统唱片工业下的流行音乐所“驯化”时，突然有一批人开始用方言写歌，可以称之为一件很酷的事情。今天，仅仅是用方言唱歌这件事，可能已经不那么时髦了。与所处的这片土地最真实的牵绊，对方言背后的山川地理、行为生活、地域文化的描写，成为更多音乐人的追求。
提及上海，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印象会是陆家嘴“三件套”、“梧桐区”的city walk，或者是滨江的国际社区，鲜为人知的是，在沪郊，农业一直有着绵延的生命力，来自上海青浦的一首“田谣”记录下了这些。
2020年，音乐人小河的“寻谣计划”来到上海，陆晨作为本地音乐人也参与其中，他们在青浦区金泽镇杨湾村找到了80多岁的倪明生。“狂风暴雨落下来，东南角万顷枯苗救活来……”从倪明生老爷爷口中，人们听到了过去上海农民在田间地头干活时常唱的《救枯苗》，沪普独特的发音和节奏下，一段鲜活的历史得以重现。
“用方言写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意味着你必须挖掘出与这个方言紧密关联的土地和人文，或者说，创作者首先面临着‘这首歌为什么必须用方言唱’的问题。”邹小樱说。
毋庸讳言，对于中国大部分的方言音乐创作者来说，从“模仿”西方摇滚乐到逐渐找到自身的主体性，最终回归自我几乎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回想起来，歌手苏阳觉得自己创作生涯中，特别值得庆幸的一点，就是生活在西北的小城市，被“投喂”的西方摇滚理论比较少。印象特别深的一次，是30多年前，倒了几趟公交去一个朋友家借摇滚学教材复印，由于太过珍贵，这位朋友“全程陪同”，生怕弄丢了教材。不过，因为缺乏一些基础知识，又有语言障碍，苏阳学得懵懵懂懂，“现在想想，得亏那个时候没学明白，才有了自己解读和创作的空间。”
苏阳坦言，自己也曾一度亦步亦趋追逐西方摇滚的那一套玩法，后来逐渐发现“越演越松懈，没劲，没意思”。什么是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歌？他渐渐与过去的自己“决裂”，剪掉了长发、穿起了黑T、布鞋，像一个真正的西北“老汉”那样，从西北大地的原生态民歌艺术形式“花儿”“秦腔”“道情”“坐唱”当中寻找到答案。
“每个民族的语言和旋律都带有自己的特点，这是我们的基因。”在苏阳看来，中国人的音乐不是按照规划的节奏系统，而是派生于语言的。从《诗经》时代，人们反复吟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开始，“比兴”的手法就一直贯穿于中国人的文学和艺术表达，如今这种手法被大量保留在“花儿”“秦腔”及一些民歌小调中，这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他想把这种正在流失的、旧有的表达方式找回来。
如今，苏阳的不少歌都脱胎于“花儿”及一些西北小调。比如，最为人所熟知的《贤良》就脱胎于宁夏南部山区的民歌小调《十劝人心》，“石榴子开花嘛叶叶子黄呀，姨娘嘛教子女贤良”，也是用了比兴的手法。“就像当代文学特别提出了‘通感’的修辞手法，中国传统文艺作品，也是触觉、视觉、听觉、甚至嗅觉同步的，古老的歌谣里，这些都有。”苏阳说。
对独特的节奏和韵律的找寻，也是不少本土音乐人决心要“唱自己的歌”的重要原因。
在宁二创办的“土地与歌”论坛上，很多本土民间音乐爱好者都提出了一个非常共性的问题——没法用节拍器和校音表。苏阳觉得，这是因为中国民歌实际上是相对音准，而不是绝对音准，“玩外国人的音乐，不是我们嗓子不够沙哑，也不是我们不够玩命，是因为我们的语言和音乐形式是脱节的。”
这些年，苏阳开始确信，每个族群都有自己最舒适的音阶，找到那个点，作品就会更有感染力。他也渐渐意识到中国传统的十二平均律对音乐的贡献有多大，对于一些探索将民间音乐和现代音乐结合起来的人来说尤甚。
施鑫文月也关注到了中国传统五音“宫商角徵羽”的魅力，并找到它颇具世界性的一面。
“人的一生就那么多时间，与其花时间成为别人，为什么不花足够多的时间成为自己？”施鑫文月13岁就去美国读书，在海外呆了十几年又回到成都，这种跨文化的经历让他对自己出生、成长的土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让他更笃定，要写最熟悉、最让自己感动的事物，“纯粹的国风、不加活化的传统也不会有生命力，在传统与现代中寻求一种融合，是致力于吟唱地域文化的歌手永恒的课题。”
同一个世界，同一种感动
也许正是因为拥有足够的主体性和本我特色，中国方言音乐在海外市场的受欢迎程度要远高于早些年流行的蓝调、嘻哈等音乐。
包括“二手玫瑰”、“苏阳乐队”、“五条人”、“安达组合”、“杭盖乐队”、“赛努拜尔”等都有丰富的海外演出经历，足迹遍布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苏阳一直记得2016年去美国的演出。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举行了《黄河今流》项目分享会，跟外国人谈中国的花儿、秦腔和皮影；举行了地道的西北风摇滚演出，在金发碧眼的观众面前唱“石榴子开花嘛叶叶子黄呀”……
今年7月中旬，苏阳再度去哥伦比亚参加第34届麦德林诗歌节的演出。作为诗歌节现场唯一的音乐人，苏阳最后一个上场，中文歌词“咿呀咿得儿喂”被翻译成“yeah yeah，in the wish”，带动全场大合唱。原定的5首歌唱完，观众还久久不愿离去，热情的呼声中，他又返场唱了一首中国民歌《蓝宝石》。
与很多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民族音乐组合一样，“安达组合”在海外出名比在国内出名早。
2006年，上海国际艺术节的一天，在看到“安达组合”的演出后，来自美国的蒂姆·皮尔斯萌生了要在美国推广“安达组合”的想法。随后，他带着一群人来到中国，花了3个月时间拍了一部关于“安达组合”的电影。
“这个电影当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在各大电影节上播放，甚至制作成了DVD，后来还在网络电视台进行播放。”蒂姆·皮尔斯说。
张长晓长期致力于推动中意文化交流。十几年来，在他的协调下，包括苏阳、崔健、张楚等音乐人和“痛仰”、“草东没有派对”等乐队都多次在意大利的音乐节上演出，同时，他也积极把意大利的特色音乐引入中国。
“每当有中国人演出，当地就有一波小小的轰动，火车站等重要公共场所贴满了海报。”张长晓说，音乐是一种不管在哪里、戴上耳机就能听的载体，客观上有利于拉近不同国家人民的距离。
为什么这些带有强烈地域特色的作品在海外市场格外受欢迎？
形式上、唱腔上符合海外人士“想象中的中国”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对于本土方言音乐人来说，在个性之上寻求共性、描写人类共同的情感，这种追求可能是更重要、也更底层的逻辑。
“五条人”的主创曾多次提到，他们最初的音乐启蒙不少来源于小语种音乐，然后才是各类实验音乐和先锋摇滚。如今，他们也会从爱尔兰作家贝克特、塞尔维亚导演库斯图里卡、芬兰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等的作品中寻找灵感。
苏阳也时常觉得，他能在一些非洲音乐中听到西北民歌的旋律，一些美国的听众也反馈，在听到他的音乐时，会产生一些来自家乡的熟悉感觉。“今天我们有印第安人的音乐，也有来自中国黄河的音乐，这些都是有个性的，但是我们追求的音乐性应该是一样的。”
苏阳在巴西演出。受访者供图
把如水岁月谱成歌
如今，方言音乐的价值正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可。
专业层面，“五条人”、“苏阳乐队”和“玩具船长”都已经先后获得过华语音乐传媒大奖中的重要奖项；商业上，地方文旅部门加大了对地方乐队的支持，遍地开花的音乐节和不断增加的livehouse也增加了方言乐队展示的舞台；社会层面，将拯救方言的工作寄希望于方言歌曲，当然显得不那么实际，但多位方言学研究学者都认为，流行文化对方言的活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在南京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汪莹看来，语言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日常使用，方言带给我们的是多样性的体验。随着现代社会人口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不断增大，方言的消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方言乐队对地域文化的挖掘延缓了方言消逝的速度。
张长晓则认为，唱片工业时代，大众所能看到的都是唱片公司制作、分发、营销的内容，人们能做的就是被动接受，但随着抖音、微信等社交平台出现，方言乐队这类小众文化开始获得流量，受众可以筛选喜欢的音乐品类，这体现了行业非常进步的一面。
方言音乐人也保持着对行业变化的敏感，在纷扰中做出自己的判断。
比如，人工智能时代来临，创作者会不会感到焦虑？
今年4月，“五条人”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试听AI创作歌曲的视频，听完之后，“五条人”主唱仁科长舒一口气，“看它写成这样，我就放心了，踏实了。”在他看来，人工智能创作的歌曲，“就像是鸡精和味精撒在橡皮筋上，没有任何人类可以食用的东西，全是塑料。”
如何在拥抱商业的同时拥抱人文主义、人本主义，追寻一些不那么“塑料”的东西？
对此，施鑫文月立场鲜明。他觉得，有时候，一个新鲜的潮流出来，大量的人蜂拥而上，就像100匹狼去抢一块肉，但没有人去思考，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就像midi音乐合成器和AI，看起来很好用，但缺乏了对音乐和生活本身最基本的敬畏。
“话说回来，如果你写的东西还不如AI写的，那就该自己反思了。”施鑫文月笑说，不管如何，不能让听众吃“发霉的面包”。
悠悠岁月，漫长又短暂。今天，方言乐队的热闹可以持续多久，又如何应对不断变幻的外部环境？面对越来越挑剔、被新鲜感“惯坏”的耳朵，是该迎合还是固守？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充满了不确定性。
但无论如何，在城市与乡村，在高楼大厦与阡陌田野间，方言乐队始终展现的是对今天所处时代的关照。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像写诗一样写歌，像生活那样唱歌，唱历史变迁，唱山河岁月，方言歌曲的回音恒久绵长。（记者胡洁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