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24日清晨，北京冬日寒风刺骨，高汉襄和水电部电力科学研究院五十几位同事来到天安门城楼前。他们穿着厚厚的棉大衣，一起看向镜头，定格下这告别的时刻。第二天，这群人斗志昂扬地登上了“西迁”的列车，投身“三线”建设，目的地陕西西安。
他们是新中国第一代热工技术人员。那一年，时代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坐标，却从未改变他们奋斗在中国电力科研和生产主战场的人生轨道。
56年后，在西安兴庆路136号院一栋普通的灰砖楼里，我见到了95岁的高老，他拿着放大镜看着这张黑白老照片，指着上面第二排一个年轻小伙儿激动地说：“你看，这个是我！”
我问高老为何会选择离开北京来到西安，老人说，组织上有需要，我们义不容辞，所以没有想那么多，带着一些衣物就来了。
自认入党不够格的武大毕业生
1946年，高汉襄考入国立武汉大学，本是经济系的他，因为觉得经济系课程安排实在太少，便主动申请转至机械系，终于把一周时间全部填满用来学习。他说：“不读书没有出路，上大学就是要长知识、学本领。”
毕业后的高汉襄先后就职于中央燃料工业部生产技术司和水电部技术改进局。时任水电部科研处领导曾问他是否想过加入中国共产党，高老说：“当时我身边入党的人非常少，只有英雄和模范才能加入这个先进而光荣的组织。我想都不敢想，觉得自己还远不够格。”
但这句问话点燃了高汉襄心中的一团火，“入党”慢慢成为了他坚定的追求。从1956年写下第一封入党申请书，到1981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25年间，高汉襄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坚持用技术为中国电力事业谋发展，这是最初的理想，也是后来一辈子的躬身力行。
煤粉堆里的儒雅先生
原西安热工院技术人员刘英雄回忆起第一次见到高老时的情形，那时，还是“高主任”的他，身上独有的气质让刘英雄至今难忘。他在《汉襄先生》一文中记录下当时的印象：一位干净、清瘦、神采奕奕的长者在作报告，一口带着湖北口音的普通话，极其精准地描述着问题。他身材板直，花白的薄发纹丝不乱，深蓝色中山装紧扣，一副儒雅学者风采，自有的谦和令人倍感亲近。
这与我40年后见到的95岁的高老如出一辙：干净、清瘦、神采奕奕，虽不再是中山装，但马甲与毛衣整齐叠搭，浅灰色羊毛呢西装裤简约平整，鼻尖一副老花镜，将儒雅的学者风范衬托得淋漓尽致，俨然还是当年的“汉襄先生”。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干净儒雅的“汉襄先生”，却跟煤粉和锅炉打了一辈子交道。用女儿高薇的话说，父亲是以工作为人生最大追求的人，在她的印象里，父亲不是扎在实验室的煤堆里，就是出差去“爬锅炉”。
高汉襄所在的西安热工院及其前身水电部电力科学研究院，是我国从事热能动力技术研究时间最长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在煤粉锅炉燃烧及其制粉领域，高汉襄几乎跑遍了当时全国各地的火电厂：“把脉问诊”、开具技术“处方”、编制标准规程，只为让新中国的火电厂“燃烧”地更加安全、高效、环保。
高老反复强调一句话：“技术人员一定要到现场去，才能真正地找出问题，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在不科学不合理的措施面前，高老身上的“儒雅”也可顷刻化作对事实的“强硬”坚持。
1974年，西安热工所（西安热工院1994年前称西安热工所）应水电部要求，对黄台电厂“提高出力30%，每千瓦时煤耗380克”进行鉴定，高汉襄随队参加了这次任务。他们通过锅炉试验得出的反平衡热效率及汽轮机汽耗率，综合算出每千瓦时煤耗大于380克，所提高的出力也达不到30％。这一结果让在场那些急于达到提高出力目的的人哑口无言。
高老回忆说：“当时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了试验，结果是经得起考验的，必须对电厂没有科学根据的设想给予否定。”热工所随即向水电部生产司进行汇报，得到了认可和鼓励。实践证明，这一有力的否定，对全国火电厂科学提高出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同样的坚持，还发生在国产首台30万千瓦火电机组——河南姚孟电厂投运前。
高老记得，1975年自己在刚刚建成的姚孟电厂发现，机组采用的风扇磨煤机制粉系统与当地煤种无法匹配，将会导致机组无法运行。这对于当时严重缺电，又刚刚迈出电力自主创新步伐的中国来说，无疑埋下了隐患。高汉襄提出“以常规钢球磨中间储仓式替换风扇磨”的改造方案，遭到了部分人反对。他站出来，有理有据地解释道：“风扇磨并不是万能的，必须要根据煤的种类来选择与之相匹配的制粉系统，绝不能脱离了实际，更不能因为风扇磨造价低而忽视了适配性。”在他的坚持和电厂的支持下，姚孟电厂在投运前便开展了技术改造，实现了安全稳定运行。
80岁的磨煤机领域专家张安国，回忆起当年跟着高汉襄开展磨煤机选型设计技术研究时的情形，那些“总被打回来重写”的经历至今仍让他“心有余悸”。
“当时我们的研究属于国内首次，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每次做完实验将报告发给高老审阅，他总能找到很多细微问题，要求我们数据务必精确，那时候我们都觉得高老太严了！” 张安国说，“但我们得感谢高老的严格，正因为这超乎寻常的严格，我们的研究才能获得1990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而正式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时，高老将自己的名字从申请表上划掉了。他说：“奖项要多给年轻人。”
为国“出征”的电力技术“外交官”
1966年的一天，还在重庆电厂出差的高汉襄接到所里电报，被要求即刻前往北京的电科院。在那里，高汉襄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作为水电部特别委派专家，前往阿尔巴尼亚援助当地火电厂建设。
不久后，高汉襄作为水电部唯一专家代表，与哈尔滨锅炉厂、上海成套所其余三位同志一起，从北京出发，经莫斯科、布达佩斯两次转机后，抵达阿尔巴尼亚，开始了长达8个多月的援助工作。他们负责调研当地煤种及燃烧情况，研究合适的锅炉机组型号。后来，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中国向阿方提供了相应的设备，有力支持了阿尔巴尼亚的电力工业。
提及阿尔巴尼亚这段经历，高老郑重地说：“我们很认真负责地完成了国家交代的任务。”
到了80年代初期，专业过硬，又同时掌握英、俄两门外语的高汉襄，被选为担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资助的中国“燃烧中心”热工所项目主任。年近花甲的他，将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电力技术与人才的“引进来”“走出去”中，先后参与了中德、中加等政府间电力科研合作项目，协助外方开展项目申请、设计与审查，并负责选派和培训技术人员前往国外学习，为日后热工院与国外有关专业机构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
“外国专家学者对高老的专业知识和友好亲和的态度赞不绝口，每次会谈都希望高老能够在场，帮助他们解决技术难题。”原西安热工院办公室主任米浩林回忆道。
这份电力技术“外交官”的工作一直持续到高老退休后的很多年。
冬去春来，一晃50多年过去了，兴庆路136号院子里的玉兰又迎来了今年新一季盛开。95岁的高老耳聪目明、身体硬朗。他在家中熟练操作着平板电脑，在微信群里与大家讨论着电力技术，乐此不疲。
谈及自己对中国电力工业的贡献时，高老说：“我哪有做什么贡献，只是尽了自己的一份力。”
2016年，90岁的高老和他多位年迈的“老战友”来到华能沁北电厂。他们通过炉膛观察孔看到了熊熊燃烧的火焰，又登上了40米高的锅炉顶层，动作依然熟练麻利。高老兴奋地说：“搞了一辈子锅炉，今天终于见到了咱们自己的百万机组！我们现在做得比他们（国外）好！”（彭艳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