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多方面挑战和冲击。在近期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召开的“疫情冲击下的产业发展”专家网络座谈会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发表观点，认为我国经济转型与经济结构调整正处于重要阶段，疫情对产业发展的冲击，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在这个特定背景下，重在加快推进基于内需的产业结构调整。
图为比亚迪生产车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主要观点如下：
一、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可能是短期的，但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将是长期的。
第一，疫情对产业发展的供给和需求产生双重冲击。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对正常的世界经济循环造成冲击，所产生的短期效应已超越以往任何一种内生性的、扰动性的冲击。例如，疫情严重冲击产业发展的供应链，造成一段时间内产品、服务或生产要素的供给减少甚至中断。另外，疫情严重冲击消费需求。2020年1-2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20.5%。应当说，疫情导致产业链的暂时中断和市场需求的短期抑制，对短期内经济增长的冲击是相当严峻的。虽然不同机构对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不同，但均大幅下调了增长预期。
第二，疫情给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的结构性压力。一方面，传统产业在疫情中受到严重冲击。如2020年1-2月，我国餐饮收入同比下降43.1%。另一方面，疫情催生和促进了某些新型产业和新型业态的发展。2月份，爱奇艺、芒果TV和腾讯视频会员数量环比分别增长了1079%、708%和319%。再例如，云娱乐、云直播、云看展等新业态用户高涨，各地博物馆推出了2000余项网上展览，春节期间总浏览量超过50亿人次，众多5A级景区开辟了线上游览功能。总体上看，疫情加快了相关行业从线下向线上的转移进程。需要高度关注的是，由于经济下行等因素叠加，疫情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冲击更为深刻、更为严峻，某些结构性矛盾有可能进一步加大。
第三，将短期经济政策支持与中长期结构调整有机结合。应对疫情冲击，要以稳增长、调结构为指向，重视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引领性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首先,坚持底线思维，稳定和保障基本生产秩序和基本生活相关产业的正常运行，如吃穿、医疗、防护物资、住行等。其次，大力发展现代公共服务业尤其是健康医疗服务业，规划建设重大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再次，促进信息通讯、线上教育、智慧物流等依托于互联网的数字产业发展。
二、全球供给链重塑对产业发展将带来严重冲击，但对我国基于内需的产业结构调整会形成重大推动力。
第一，产业结构调整要高度关注疫情对全球供给链的严重冲击以及带来的产业安全隐患。在经济全球化形势复杂变化的特定背景下，上下游产业链、产业链各环节间的联系日益增强。2017年，中国芯片对外依存度达到70.67%，大豆对外依存度超过80%；2018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72%，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为43%。疫情严重冲击经济全球化，重大风险隐患之一是加大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有的发达国家力图重建已放弃的某些产业，如最近日本政府要求其海外制造企业回迁本国；美加墨新贸易协定（USMCA）试图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把三国制造的汽车零部件比例提高到75%。应对疫情冲击下的产业链变局，有效防范全球产业链切割和供应链节点重新布局可能带来的风险，已经成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任务。
第二，产业结构调整要以内需为导向，与经济转型升级的中长期趋势相适应。尽管受疫情严重冲击，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经济韧性强、潜力大、回旋余地大等特征突出。目前，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仍在持续较快推进。在产业结构上，2018年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三新”产业占比为16.1%，预计“十四五”将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未来10年左右，我国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还有10-15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基于内需的产业结构调整，是疫情冲击下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选择，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是经济基本面仍然看好的最大底气。
第三，基于内需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产业发展的独特优势。稳增长最重要的是稳内需,这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主要着力点。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面对疫情对产业发展的严重冲击，基于扩大内需的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某些方面的突出优势。例如，2019年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89.0%，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为57.8%。2019年我国GDP规模接近100万亿元，消费率预计为54%-55%，消费规模约为54-55万亿元。到2025年，如果消费率进一步提升到60%左右，至少还有25-30万亿元的消费增长空间。
三、产业结构调整需要经济政策的刺激，但更需要以结构性改革形成新动力、激发新活力。
第一，以竞争政策为基础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例如，以竞争政策形成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础制度，统领和调整其他相关政策。应当说，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比如，民营经济贡献了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但民营企业获得的融资仅占企业融资总额的20%，且融资成本高于国有企业1.5-2.5个百分点。这就需要在服务业为重点的相关领域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用市场的活力激发服务业发展的潜力，用产业结构调整破解某些服务型消费“有需求、缺供给”的突出矛盾。
第二，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动力。首先，鼓励创新创业，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在疫情冲击下，对中小企业采取特殊扶持政策极为重要。与此同时，更需要加快优化制度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以激发中小企业发展的活力，释放创新创业的潜力。适应信息化的大趋势，尤其需要加快推进数字化进程，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数字化发展环境。其次，加快推进以土地等为重点的要素市场化改革。有研究表明，农村承包耕地流转每年将撬动1.3万亿元资金；如果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农村建设用地可能释放上百万亿元的资金需求。农村宅基地是一块巨大的“沉睡资产”，在宅基地等重大制度改革上实质性突破，将加快盘活这块资产，显著提升资产配置效率，加快农村产业发展。为此，要真正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在严格土地规划和严格用途管制下，尽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产权市场交易制度。
第三，以推动市场开放增强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例如，面对疫情对服务业的巨大冲击，要加快推动服务业市场开放进程,尽快打破服务业市场的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服务市场价格，尽快形成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些年来，由于服务业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进程加快，服务业领域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12-2018年，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由19.8万亿元增长到37.5万亿元，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54.3%提高到59%。如果加大服务业市场的开放力度，服务业领域的投资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编辑：周佳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