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建党百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新华网思客联合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推出“政经纵横”系列访谈栏目，邀请专家学者与我们一起，继续关注我国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以及国际关系等热点话题。
本期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今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在百年接续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怎样的伟大道路，又创造了哪些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在本期访谈中，郑永年教授将全面阐述在百年风雨兼程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行，伟大的奋斗历程又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访谈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您看来，中国共产党能够走过这100年的辉煌历史，主要原因是什么？
郑永年：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行，之所以能成功走过这100年，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它是一个富有使命的政党。它每站到一个新发展阶段都会找到新使命，并通过履行使命而执政，这个跟西方的政党就区分开了。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都会进行相应的总结，并做好对新使命的规划。这个使命不是突发奇想、从天而降的，而是根据社会需要、老百姓需求来调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轮又一轮的“五年规划”“十年规划”。再比如，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三步走”战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使命性”是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走过这100年辉煌历史的关键因素之一，无论党本身的建设，还是国家的规划，亦或者社会建设，都是沿着这条主线在发展。
问：我们的确也看到在过去的100年里，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在您看来，中国实现经济飞速发展的奥秘又在哪里？
郑永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便进入新的、开放的、包容的发展阶段，开始学习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做法，就连新加坡这么小的国家，中国都会向他们学习。为什么我们能避免以前苏联的命运或者东欧共产主义命运，因为我们向其他国家学习的东西是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做的是最优实践整合。
比较而言，我觉得光讲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不够的。中国实现经济飞速发展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同时做到了两个可持续：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更可持续的社会稳定。
在可持续经济发展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从那么穷的一个国家，发展成为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那么封闭的国家，发展到最大的贸易国，这些事实代表的就是开放。再从人均GDP来看，1980年中国人均GDP不到300美元，2019年已经超过1万美元了，从国家层面来讲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另一方面，可持续的社会稳定。社会之所以能稳定下来，这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后的结果，实际上中国也面临着一些西方国家共有的问题，那就是贫富分化、社会分化。但是中国共产党就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有近8亿人口实现脱贫，党的十八大以来又有近1亿人口脱贫，从社会稳定角度来说，一个社会帮助多少人脱贫，比产生了多少富人更有意义，因为这是底盘。
社会稳定是来之不易的，是要做细节的。中国共产党同时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可持续的社会稳定，这两个互相促进，所以中国社会稳定也将是无止境的。
问：当下国际局势多变且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您如何看待我国下一步的发展？
郑永年：如果要总结一下，我觉得我们国家这一路走过来，可以说还实现了第三个可持续——制度的可持续支撑。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这三块分别对应着三个主体：中国共产党是政治主体、企业资本是市场主体、老百姓是社会主体。我国在下一步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把这三个主体间的关系要处理得更好。
作为政治主体的中国共产党，要协调好社会跟经济这两个主体间的利益关系，既不能演变成民粹主义，也不能被资本牵着走。要做好这一点，共产党自身的体制能力、变化能力、协调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
针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国家提出“双循环”战略决策是非常有道理的。要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除了过去的经验，中国还有两大优势：开放的潜力和庞大的市场。
尽管我们改革开放已经有40多年了，但必须承认有的地方、有的领域开放力度还略显不足，甚至有的领域还没有开放。中国的体量这么大，开放的潜力被充分释放，完全有能力影响世界资本的流动方向。并且，中国的市场也非常庞大，我们现在拥有4亿左右的中产阶层，在消费社会中，中产阶层恰恰是带动消费的主力军，中国近4亿的中产规模，哪一个资本想离开、愿意离开？
问：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经验，您觉得在“政党与政党组织”的经典议题之下，我们青年学者还有哪些空间可以去拓展？
郑永年：要做好对中国的研究，我觉得还是要跳出框架。西方的很多方法论虽然很好，但很多的概念、理论实际上是不适合用于对中国的研究。我自己在进行中国共产党研究时就发现，无论是西方的政党还是苏联、东欧国家的政党，没有一个可以拿来与中国共产党作对比的，也没有一个西方的政治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中国政治理论。
因为，这些政党理论、政治理论都是根据西方经验总结出来的，是对西方政治现实的概念化。如果我们从他们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怎么能看得清楚？所以，我建议年轻学者们，一是要跳出以西方政治学理论为基础生产出来的概念，二是要真正懂中国历史。
比如，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可以说是一体化的存在，这并不是说两者没有边界。在我们国家，发展经济本身就是政府责任的一部分，而近代的西方国家，资本跟政治是分开的，且越分越开。如果在西方国家讨论政治经济的概念，他们会难以理解，他们认为这是政治上的不正确，政府不可以干预经济。
所以，从事一切研究的前提条件是把现实掌握清楚。换句话说，就是要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先把我们自己的体制了解清楚，再去进行后续研究。（吴一航、杨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