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龚婷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近年来，伴随着美国对华战略在认知和政策上的竞争化转向，美国国会也迎来涉华法案的新一轮“高潮”，“反华”名目层出不穷，“竞争”花样不断翻新。这种情况折射出美国府会之间、两党之间围绕对华“战略竞争”共识的不断凝聚和强化。
大概没有一项涉华立法能引起如此多的关注。从2021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USICA），到2022年2月众议院通过“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再到几个月来两党在众院围绕协调两个版本的讨价还价，这两项法案更像是集合美国国内各类对华“竞争对抗”调门的“大杂烩”，其“竞争”指向之明确，涉及领域之广，计划拨款之多，可谓近年来各类涉华法案之首。虽然拜登政府和部分国会议员合并两项法案心切，大有把对华“战略竞争”进一步框架化和制度化之势，然而这两项法案从思路内容到立法过程都不能解决美国对华政策上的两大困境。
两党的“对华竞争”往往夹带私货，把党派利益包装为国家政策
之所以会围绕“对华竞争”这个主题出现两个法案版本，背后体现了美国日益加剧的政治极化和党派斗争。“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专注于提升美国科技研发投入,更体现共和党对在前沿科技领域提升对华竞争能力的关切，同时其立法过程也体现了共和党对于限制政府大规模增支的考量。
“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则扩大了提升美国竞争能力的整体资金投入规模，体现了民主党对推进供应链回归、气候变化、“价值观外交”等议程的关注。法案条款包含“设立450亿美元新基金以强化美国本土供应链和制造业”“给绿色气候基金拨款 80 亿美元资金”等内容，在强调实施关税普遍优惠制时有意突出环境、劳工、人权等标准，甚至还包含诸多不相关议题。在中期选举年“象攻驴守”的格局下，拜登政府和民主党方面本就面临支持率不断走低、经济议题表现不力等困境，更想加快推动“美国竞争法案”合并成法以打造“政绩”。
因此，近期两党围绕两个版本争论不休。可见，美国两党试图把“对华竞争”操纵成为突出的“跨党派”议题，但在实际操作中又时时处处不忘党派利益的考量和党派斗争的算计。
美国的“对华竞争”本质是“内病外治”，治不了本还会伤及国内
美国府会近年来弥漫着一种基于“假想敌”的“迷之思维”，即美国自身竞争力下降不是怪自己而是怪中国，因此美国“以法制华”，甚至不惜损害国内诸多群体的利益。众院版本“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在美国对华关税、监管美企对华跨境投资等问题上写入了新的限制性条款。倘若这些条款得以通过，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豁免范围将会缩小，美国企业在华投资也将面临来自美国行政部门更为强硬的监管态势。就连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也承认，两版法案整合的最大症结在于经贸政策问题。
自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加征关税的负面效应大多由美国企业和普通消费者来承担，对此美国国内已有较强共识。兰德公司近期研究报告也显示，许多美国企业高管担心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对美国企业的伤害大于对中国企业的伤害。在过去几年大规模财政增支、“无上限”量化宽松、供应链危机等因素的作用下，美国国内正面临十分严重的通胀问题，其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在今年1-3月已经连续3个月创下40年以来的历史新高，4月数据也仍然高企。拜登政府也正在考虑取消对中国的一些关税壁垒，然而其团队内部在这一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
“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中的相关条款也可能进一步加剧政策混乱。此外，该法案显示出美国试图进一步收紧对华直接投资的动向，这也将给美国对华投资带来负面影响，或将进一步损害中美双向投资往来。有美方研究数据显示，如果在2000年至2019年适用这些条款，那么约43%的美国在华直接投资需要提交审查批准程序。美国彭博社评论也认为，这些条款“耗资巨大且令人困惑”。兰德公司报告也强调，许多美国企业高管仍将中国市场视为机遇。中国美国商会5月发布的最新报告也显示，中国仍然是美国企业的首选市场。可见，这些条款与美国工商界的诉求也是背道而驰。
事实上，美国对华大搞所谓“战略竞争”，无论是诉诸“关税战”“科技战”，还是威胁使用“制裁战”，都跳不出一个巨大困境，即违背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和产业链供应链规律，以政治操弄硬推对华“脱钩”，其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简而言之，美国想要“强身健体”却每每不忘拿中国说事，恰恰说明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已经走入死胡同。
延伸阅读:
监制：唐心怡
编辑：周佳苗
校对：孙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