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科普法》的实施也极大促进了我国社会化的科普工作，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无论是基础设施、活动的丰富性还是科普主体对科普活动的重视程度都有很大进步。我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从2001年的1.4%提升为2020年10.56%，从这个涨幅也能看出《科普法》切实助力提升了我国公众科学文化素质。

在《科普法》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挑战和困难。比如科普法治体系与科普社会化运行机制还不完善，科普主体“谁来干、干什么、如何干好”等问题以及主体责任需要进一步明晰，科普人才队伍的素质还有待提升，产业化科普结构较为单一，新媒体传播内容和形式需要拓展等。同时，构建社会化大科普格局需要进一步加强各个主体协同，协同组织管理的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另外，《科普法》的文本本身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与人才强国战略需要进一步提升公众科学素质，并对《科普法》的保障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一，我们要调整科学普及的定位问题，从法律的定位上，应体现把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落实“两翼理论”。第二，要强化科学普及的功能，在大科学观下重新理解科学与科普，实施大科普战略。第三，在《科普法》修订的原则上，必须明确依托科学普及的主渠道和主战场，紧紧依托现代科学教育和产业化的工业、农业、商业的生产经营实践及其场域，从而避免科普流于形式，没有针对性。第四，鉴于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具有互动互释的内在关系，客观要求 “两种精神”——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的实践相融合，进而提升实践主体的“双重素质”——科学素质与工程素质。第五，需要突出弘扬科学精神在科学普及中的引领作用，改变以往以“科学知识”为中心的科普结构。第六，应注意拓宽科学普及的路径，通过加大监管力度和法律规范，对互联网、自媒体这些科普新渠道进行更好地组织管理。第七，我们在《科普法》的修订过程中要区分不同科普主体的责任，在表述上区分出强弱规范，使科普组织更好地发挥协调组织的职能作用，切实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来共同推进科学普及这项事业。第八，通过《科普法》的修订处理好我们国家相关法律体系的法法衔接问题。

科学普及是可以在多个维度上进行的，我们必须站在大科学观的立场上，不但注重实证主义学派“窄的科学”理解下所强调的科学教育，还要促进人文主义学派倡导人文精神的“宽的科学”理解之下的科学传播。从而，将科学普及与科学教育、科学传播有机统一起来。如果一定要界定科学普及，我更倾向于将科学普及定义为以提升公民科技文化素质为目标，面向大众面向社会的科学技术的文化建设过程，是全员参与的科学技术的大众化、社会化行动。所以，我们需要从大科学观的角度理解科学，这样我们对科学普及的理解、对科学普及这项工作的理解才能达到一个新的认知高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修订《科普法》的时候应突出强调弘扬科学精神。只有发挥科学精神在“四科”中的引领作用，才能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直接关联起来，用价值理性规约工具理性，实现科技向善的目的。也只有在大科学观下来理解科学普及，我们才能够实施大科普战略，推动科普社会化机制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形成一个大科普格局。

现行的《科普法》是一个具有“强引导”“弱规范”功能的法律制度文件。在相关政策文件的制定过程中，它具有参考性甚至是指导性的作用。例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是依据《科普法》制定的，《纲要》之于《科普法》而言，类似于《科普法》的一个实施细则。《科普法》在修订过程中也要和已出台的《纲要》相协调，不能把二者孤立开来看。这要求修法者一定要认真研读《纲要》，因为《纲要》已经根据新时代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做出相应调整，《科普法》修订就应该充分考虑到它的调整，并让那些已经得到调整的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