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三去一降一补”这一年来在多方面都有进展。比较明显的是在去产能方面。但是,三去一降一补涉及到很多深层次的问题。 比如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突破、国企改革的突破等。所以除了看表面上的进展之外,我们应该看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深层次的变化。就像国企改革成为我们热议的话题,并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再比如,我们现在服务业市场正在逐步开放,已经提出全面放开养老服务业市场、全面放开旅游市场。并且,在简政放权,降低行政成本方面也有了很大的突破。所以在衡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的时候,不能只看见五大任务“账面”上的数字,而应该看见在制度层面发生的重要变化。
迟福林:首先,我们的服务业市场开放程度还不够,50%的市场还存在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的问题,这和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化的要求并不相适应。第二、由于开放度不够,造成了供给不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矛盾。第三、还有一些体制性、政策性的因素在制约服务业的发展,并且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调整。
所以,我们需要加强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垄断、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释放广大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这些问题的关键都在于服务业市场的开放。我认为应该把服务业市场开放作为深化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任务。
迟福林:目前我们的几个自贸区推行负面清单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全国推动以负面清单为重点的改革发挥了先行先试的作用。问题在于,全球已经进入到了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全球化新阶段,而我国的服务业市场开放已经成为解决供给与需求相适应问题的矛盾点。在这点上,自贸区由于体制和机制问题,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所以,如何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来实现国内自贸区的转型是重中之重。例如,我们是否能把122项负面清单中83项涉及到服务贸易开放的项目根据新的全球经济化的形势和服务业开放的新形势大幅缩小,使得自贸区在服务业开放的过程中起到作用。
同时,我们可以尝试把自贸区的转型和国内某些符合条件区域实行产业开放的政策结合起来。如海南,在健康、医疗方面可以基本放开。再如广东,可以和香港、澳门实现服务贸易一体化。这种尝试可能更能满足对服务贸易的现实需求。
迟福林:总体来看,我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非常乐观的。首先,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增长有波动,正如我们未来很可能处在6%-7%之间,这个范围都是比较正常的。其次,我们的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尤其是制造业和消费市场的转型升级,空间还非常大,完全可以支撑6%-7%的增长速度。如果未来服务业市场开放能取得进展,那么6%-7%的中速增长速度将会是一个稳定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