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各国竞相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出台鼓励政策，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赛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新征程上，必须从全局高度认识和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意义重大。

  一是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任务是增强经济发展动能、畅通经济循环，数字经济是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重要抓手。数据已成为关键性生产要素，数据与数字技术结合，能够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发挥重要作用，打通资源要素流动的堵点，使国内外经济循环更加畅通。

  二是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和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已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对传统生产方式变革具有重大影响。可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实体经济融资效率；改善经营管理和生产方式，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创造力和竞争力；推动经济发展动力向创新驱动转变，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支撑。

  三是有利于推动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数字经济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构建竞争新优势，纷纷制定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加大研发投入，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必须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抓住先机，抢占数字经济未来发展制高点。

  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智能手机用户、网民数量超10亿人，形成了海量数据资源。同时，我国拥有基础雄厚、门类齐全、结构完备的产业体系，普遍面临着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的迫切要求，形成了规模庞大、层次多样、潜力巨大的超大规模市场需求。这不仅能激励数字技术研发，降低数字技术试错成本，而且能提供丰富应用场景，加速数字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催生更多新业态。

  近年来，在市场基础和多重政策利好推动下，数字经济发展加速推进。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2012年的11万亿元增至目前的超50万亿元，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二位。国家数据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预计超过12万亿元，占GDP比重10%左右。同时，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更加坚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扩容提速，数字技术创新不断突破，数字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覆盖广泛、技术领先的移动通信网络和光纤网络，5G基站数量占全球总数超六成，数据资源规模保持全球第二位，算力总规模近5年年均增速近30%。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持续加深，2013年至2023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6.7%，工业互联网应用已融入49个国民经济大类，培育了421家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万余家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这些都极大拓展了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潜力。

  同时也要看到，同世界数字经济大国、强国相比，我国数字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数字技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还有待进一步挖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重要论断为充分发挥优势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一，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促进数字经济可持续、均衡性发展。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由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应用程度等因素的差异，不同区域、行业、人群之间存在一定“数字鸿沟”。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大方向，点燃数字经济新引擎，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化转型，努力弥合“数字鸿沟”，让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着眼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强中西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经济东西部协作水平；大力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加快乡村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大农村数字人才培养力度，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水平；增强数字资源的可及性，推动数字素养培训融入各类教育；规范数字经济发展，保障数字时代劳动者合法权益，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

  第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牢牢把握数字经济发展主动权。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等领域的底层数字技术创新上，我国仍面临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等问题。必须用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重要法宝，发挥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筑牢数字经济发展安全底线。

  更好发挥国家在重大科技创新中的组织者作用，对周期长、风险大、难度高、前景好的底层技术、核心算法和关键软件等战略性领域开展有组织的科研，加强原始创新，形成数字经济未来发展的整体优势。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适合数字技术创新发展的生态体系。优化数据交易、流通等相关制度，构建更加公平公正、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的数据产权制度。

  第三，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乘数效应。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离不开市场需求，数字经济具有规模经济效益。需充分释放超大规模市场形成的海量数据资源价值，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进一步畅通数据流动的卡点和堵点，加大公共数据资源体系建设，提高数据交易流通效率，加大数据要素的开发利用力度、范围和深度。利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优化数字经济产业配套、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提高产业生态多样性，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具有产业链控制力的生态主导型企业，确保数字经济生产供应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推动“数实融合”，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利用超大规模市场提供的多层次需求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反哺数字技术发展，激励数字技术研发高质量供给。同时，不断强化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吸引力，增强数字资源配置和整合能力，加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综合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

  （杨立卓 彭新宇 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