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战“疫”，今年的“5.12”国际护士节意义非比寻常。据国家卫健委统计，全国累计派出42322名医务人员前往湖北支援抗“疫”，其中护士有28679人。新华网《有话》国际护士节特辑采访了4位援鄂医疗队护士，讲述她们这段逆行而上的勇敢经历。今天，请不要吝啬我们的祝福，倾听她们的心声，由衷地向白衣天使们致敬！

　　正月初二，医院号召大家报名支援湖北，谢军俊立刻报上了自己的名字。她给出的理由特别简单，“既然自己是学医的，就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

　　正月十六凌晨两点的一通紧急电话，成为谢军俊此次征程的起点。电话那端告诉她早上六点要去医院集合，向武汉出发。她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凌晨两点之后家人们都醒过来帮我收拾行李，我们这里不是有句俗语‘上马饺子下马面’嘛，我妈五点钟就开始准备给我包饺子。”这并不是一顿家常饭，在远行之前，母亲手中的饺子在无声地传达着父母亲人对谢军俊平安归来的祝愿。

　　在武汉的方舱医院里，一个个行走的白色防护服成为与死神赛跑的写照。但是防护服里的医护人员，却肩负着巨大的考验。谢军俊说：“因为之前从来没有穿着防护服工作过，体力消耗其实很大。我们在舱里穿着防护服的工作时间是六个小时，期间不可以吃东西喝水，也不能去厕所，加上来回上班的时间，接近十个小时了。”她也害怕上班的时候万一上厕所，所以会提前穿好尿布湿，目的就是在医疗资源紧缺的时期，能够省下一套防护服，去拯救更多的生命。

　　虽然防护服遮住了医护人员的面容，但是爱从不会被掩盖，病人们的关心爱护成为谢军俊勇敢坚持的动力。“病人们对我们很好。每次我们给病人测完体温，或者是给他们做完任何一项治疗以后，好多病人都会主动地跟我们说一声：‘谢谢你们，你们真是辛苦了。’”谢军俊想到这儿，笑着说：“当听到那种话以后，觉得自己真的是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从起初方舱医院满满当当的二百余病人，到病人逐一走出医院，以及最终休舱结局的到来，谢军俊见证了充满希望的整个过程。她的使命暂时告一段落，迎来了回家的日子。“我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下了车以后抱抱自己的孩子，抱抱自己的父母。”回想起这次拥抱的感觉，谢军俊说，“感觉是过了这么长时间了，终于平安地回来了。一个是激动，一个是想念吧。”

　　谢军俊还分享了一份来自孩子的特殊礼物，在三八妇女节的时候，她六岁的小女儿画了一幅画。女儿对她说：“妈妈，我画的是你们打败病毒了，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谢军俊说：“我真的是特别感动，虽然说孩子小，但是她认为病毒被打败了，妈妈可能就要回来了。”

　　“对我们来说，在我们职业生涯中这真的是一次难忘的经历。”谢军俊这样评价此次抗疫历程，她认为“在需要我们去的时候，如果自己不去的话，肯定会后悔的。因为我们是学医的，我们的职责也是救死扶伤，一个是自己的责任，再一个也应该为国家尽这一份义务。”

　　2月9日的凌晨2:30，护士石慧娟接到电话，4个半小时之后她将作为山西第4批医疗队中的一员，飞往湖北。这时候，她的父母还不知道她早就报名了援鄂医疗队；而石慧娟自己也不知道飞机的目的地正是疫情的中心——武汉。

　　进入方舱医院前石慧娟也是紧张的，她对最坏的情况早有心理准备。“感染之后变成重症患者，真的是有可能……就消失在湖北了吧。”不过忙碌的医护工作让石慧娟无暇多虑，她和另外2名“战友”，要负责方舱医院里52名新冠肺炎病人的救治。

　　令她意外的是，高强度、高风险的工作中也有许多温情和感动。有一位70岁的新冠肺炎患者，病情加重，呼吸困难，石慧娟给他做了吸氧，但是询问他有没有心慌等其他方面症状的时候，二人的沟通出现了障碍，石慧娟听不懂老先生的武汉方言。看到老人说话越来越吃力，石慧娟很焦急。“我来帮你，我来帮你翻译。”这时候，临床的一位患者说道。还有一位20多岁的肺炎患者，在石慧娟发饭或者发水果时，总爱问他们：“需要帮忙吗？有没有其他需要我帮忙的？”

　　石慧娟很感动，也很受鼓舞。他们都是新冠肺炎的患者，对病毒都充满了恐惧，每一个人都需要安抚，但这时候，有很多人认为“虽然我是患者，但我依然愿意去帮助别人，我觉得我现在还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千人同心可得千人之力，每一个人，包括患者本人，都在用适合他自己的方式来抗击肺炎，那种众志成城、团结一致的力量，很震撼心灵。

　　在方舱医院的日子里，每次妈妈打来视频电话，石慧娟都等她挂掉后再打语音电话回去，“我在监护室上班，不方便给你视频。”就这样，她瞒了父母四十多天——她不敢让有高血压的父母，尤其是脑出血后遗症患者的爸爸知道她在疫情最严峻的武汉，为她的安危提心吊胆，彻夜地担忧。

　　在我国新冠肺炎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的时候，方舱医院要休舱了——安全了！石慧娟终于在电话中告诉了妈妈她的战斗，希望她因为有这样的女儿而骄傲。她后来知道，妈妈在挂了电话以后失声痛哭。回到家乡临汾以后，石慧娟在酒店接受隔离。几天后，她的妈妈突然来了电话，说快到酒店了。石慧娟劝阻她，说自己没有解除医学观察，不能和亲人见面。妈妈说：“我能远远地看一眼吗？”十几分钟后，妈妈和妹妹站在了酒店花池的外面，石慧娟站在里面——她们隔空招了招手，算是在生死考验后初见了。

　　石慧娟说，“这次报名去湖北支援，我没有遗憾。这是自己想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认为它是一件多么苦的事情。我希望结果是好的，我为之而努力了。”

　　大年三十那天，看到工作群里的动员消息后，员丽毫不犹豫地主动报名去支援湖北。大年初二早上6:00，在父母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员丽收拾好行李出发了。对于员丽来说，不告知父母是违背孝心，但是援助湖北更是源于心中那份无法放下的责任。父母通过微信朋友圈看到员丽支援湖北的消息后立马打电话询问，员丽却迟迟不敢按下接听键：“我妈看到了之后就给我打电话，我就不接，我不敢接。”而在员丽他们的队伍里，这不是个例，甚至一半以上的医护人员都是瞒着父母，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了抗疫前线。

　　“母亲对孩子的那种情感，可能别的人是没有办法体会到的。”员丽是一个女儿的同时也是一位母亲。当员丽报名之后，她的女儿对她说：“妈妈你怎么还不走，你快去帮助他们。”可能对于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而言，她并不明白这趟“旅途”有着多大的危险，员丽平安回家的时候，女儿连发了两条抖音：“我妈妈终于回来了”、“我妈妈太不容易了。”孩子，等你长大后，你一定会明白你妈妈的这次支援前线的意义。

　　“害怕自己有问题，甚至我们有时候也会怀疑自己有问题，这个是没有办法不去怀疑的。”员丽说她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在她从湖北回来的欢迎会上，母亲从背后一把抱住她时，她的本能反应却是一把将母亲推开，因为她不能确定自己是否是安全的。“推开之后第一反应是后悔，可能作为父母、其他人不太理解我的这个举动。”14天医学观察结束后，员丽回到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母亲补上了一个大大的拥抱。“当时我妈已经哭成泪人了，抱着我说孩子受苦了，可算平安地回来了。”

　　“我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多么值得炫耀，值得去被标榜的事情，不要叫我英雄之类的。”这次的平安归来，员丽所在的医疗团队无一例感染病例。所支援地区的新增病例也很快清零，但她心里却五味杂陈。“我不希望别人叫我英雄，我觉得这个光环太大了，因为我觉得什么鲜花、掌声都会归于平淡，我会回到一个正常的生活当中去，所以我不希望被过多标榜，我也没有把自己当成英雄，我回来之后还是要尽到一个护士的责任，一个管理者的责任，我会更加地、努力地去履行我的职责。”

　　在大年初二报名的时候，12岁的孩子对申丽说：“我不让你报，妈妈会有生命危险的。”申丽说：“可是不报，我会后悔在被需要的时候没有挺身而出。”

　　到达武汉后，有18年临床一线经历的申丽第一次戴三层医护手套给病人抽血、测血糖，防护服也要穿三层。一般8:30的早班，他们6:20就从酒店出发去往医院，在路上她会吃块巧克力或者压缩饼干，不敢多喝水。在防护服里穿着纸尿裤不算什么——为了避免去卫生间产生防护服的穿脱消耗，大家从一开始就是如此。

　　但最难受的是防护服十分闷热压抑，本身穿上它就会缺氧，而护士们需要不停走动，不停说话，更是加剧缺氧的症状。申丽说，大家经常会感到恶心，感到胃里的东西在往上反。可是又不能吐。“我们后来都开玩笑了：反上来以后，咽下去，继续把班上完。”申丽的鼻梁很高，而护目镜的型号是一样的，每次一上完班鼻子就压破了，现在申丽的鼻梁处还有一个伤痕。

　　忙的时候也会连着上两三个班次：早上8:30上到晚上8:30是一个班次，晚上8:30上到第二天早上8:30是一个班次。本来班次是不会连着排的，但是因为上班的过程中会有人晕倒，所以会安排备班的。备班是有一个人或两个人，但如果同时有病人发生意外情况或者病人太多，那就需要加班了。

　　第二天要上早班，申丽前一个晚上就容易睡不着觉，她会吃点镇定类的药，然后帮助睡眠。除了在医院护理病人的班次，申丽还有另外的任务。因为特殊时期她们的驻地是没有任何工作人员的，所以护士们还要轮流负责驻地的其他工作。例如，酒店前台进行接待、15层楼的所有区域的卫生、垃圾清理、饭菜的运送、给进舱的人员发物资、整理物资，在帐篷里上夜班、给出舱的人员消毒……下了“前线”的班，还需要值“后勤”的班，申丽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

　　“因为我们走的时候就已经做好吃苦的准备了，吃苦受累去。”生理上的压力和辛苦都被申丽轻描淡写地掠过，而她唯一一次热泪盈眶，是听到了一位病人说：“你不要离我太近，我身上有病毒。你们不远千里来帮助我们，希望你们都能平安回家。”听到这样的话，吃苦、受伤都不掉泪的申丽流泪了，但是她拼命忍耐，告诉自己穿着防护服、戴着眼镜不能哭。

　　3月18号武汉新增清零了。和酒店的心理辅导师聊过一次天的申丽说，这个消息才是最好的一个“治疗”，“瞬间心里马上就轻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