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释俘轰动世界

　　战地释放战俘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是宽待俘虏政策的又一项重要内容。第二次战役打响前，我参与了一次释放战俘的准备工作。

　　那时我们正在复兴里收容战俘，忽然得到志愿军总部的通知，要挑选一批战俘送往前线释放。释放那批战俘是彭德怀司令员提出、经毛主席亲自批准的。

　　经过一番紧张的工作，我们从美军战俘中挑选出27人、韩国国军战俘76人，对他们进行了简短的教育。记得当时是在一所小学的教室里宣布释放战俘名单的。战俘名字一宣布，顿时就像一颗炸弹爆炸开来一样，在战俘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被释放的战俘感动得泪流满面，其他战俘也希望能早日被释放回家。

　　被释战俘临行前，安排他们洗澡、理发、加餐，并发纪念品留念。针对被释战俘的思想顾虑，我们又逐个对他们做工作，并交代需要注意的事项，告诉他们释放后一定能安全通过火线，万一过不了美军封锁的战线，还可以再回来。

　　1950年11月18日，我军在前方释放战俘的消息不胫而走，西方媒体从朝鲜战场到东京、到华盛顿都抢先报道这一消息。《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被俘的27名美国伤员昨天被释放，这些伤员说，他们被俘后吃的东西很好，待遇也很好。”美联社报道说：“重新恢复27名被俘美军的自由，可算是朝鲜战争中最奇怪的事情之一。”

　　交换战俘对照鲜明

　　1953年4月6日，经过双方联络组几个回合谈判达成的协议，4月20日，双方在板门店交换伤病战俘。当时我担任中朝联合小组的英语翻译，见证了我方遣返美、英等国战俘的情景。交换时“联合国军”战俘身着蓝色制服，带着我方赠送的纪念品和病历档案，面带笑容一一与我们握手告别，感谢我们给予他们“既人道又仁慈”的待遇，他们说“永远忘不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情谊”，话别之情感人至深。

　　相比较起来我方被俘人员归来时却是另一派悲惨的景象。交换中气氛十分紧张，被俘人员下车时个个义愤填膺，满含热泪大声控诉敌人对他们的迫害。当进入我方搭设的“祖国怀抱”彩门时，拿出藏在身上的国旗，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遣返战俘印象

　　1951年7月10日，双方停战谈判开始，战俘问题是谈判内容中争论最激烈的，拖延时间达两年之久。据1949年修订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119条的规定，战争结束后，战俘应不迟延地释放并遣返。而美方不顾这一国际公约的规定，毫无理由地提出“一对一”、“自由遣返”等交换方案。由于我方拥有的战俘远少于对方拥有的战俘，因此，美军在战俘问题上大做文章，图谋扣留我方大批被俘人员，致使停战谈判长期拖延。

　　双方交换战俘首先碰到的问题是交换战俘名单。这是一项十分繁琐而细致的工作，我参加了整理和核对外军战俘名单的工作。我们对数以千计的战俘一个一个核对，不仅要核对战俘的姓名，还要核对国籍、部队番号、军衔和病历档案等资料。我们最后交给对方的战俘名单一清二楚，简直出乎对方的意料。美军二十四师师长狄安的名字也在战俘名单中，美方还以《狄安仍活在人间》为题在报纸上作了报道。而对方交给我方的战俘名单则混乱不堪，错误百出。

　　根据协议，1953年8月3日，双方正式成立联合红十字会小组，分为北、南、中三个小组，分赴对方战俘营视察并为战俘提供人道主义服务。我参加中组，在开城地区陪同我方代表申亚光和对方代表丹麦医生文森博士等人连续工作了一个月。我们对开城战俘转运点的生活设施、医疗卫生、交通运输和安全等方面进行视察，并跟战俘进行个别谈话，听取他们的发言。在视察工作中，文森代表工作态度认真，频繁地与战俘接触、谈话，对我方的工作安排很满意。他表示“这是一段双方合作的愉快经历”。针对对方代表在视察中提出的疑问，我方代表及时解释，对对方代表不友好的言论进行适当反驳。联合红十字会小组的工作是战俘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体现了我方外交斗争的原则。

　　“联合国军”红十字会代表对我方战俘营对战俘的做法十分惊讶，超乎他们的预想，提不出太多的疑问。相反，我方代表赴韩国视察美方战俘营时却遭到百般阻扰、限制和破坏，对我方战俘人员遭到不同程度虐待和迫害的情况无法深入了解，致使视察工作无法顺利进行。这充分暴露了对方违反人道主义精神、虐待我军被俘人员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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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雷东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