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当年在对外活动中高度重视同非洲国家领导人建立和发展真挚友谊，而非洲老一代领导人也同样非常敬重周恩来总理，把他誉为“属于世界性的中国伟人”（尼雷尔），“载入史册的第一流政治家”（萨达特），“以献身精神和杰出才智为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服务”（布迈丁），“忠于民族独立与和平理想的典范”（桑戈尔）。他们深情地说，伟人周恩来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永远是后辈学习的榜样。
纳赛尔，周恩来的终生朋友
周恩来与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的友谊凝聚着亚非人民的团结之情，两人的密切合作为1995年亚非万隆会议的圆满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会议前夕的1955年4月14日，两人在仰光初次会面即一见如故，周恩来对这位年方37岁、英姿勃勃的非洲领导人深为赞赏，纳赛尔则流露出对新中国总理的仰慕之情。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对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周恩来转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埃及政府和人民的友好问候，表示坚决支持纳赛尔领导埃及人民争取国家安全独立、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纳赛尔则高度赞扬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两人表达了加强亚非团结的共同愿望。万隆会议期间，两人多次会晤、磋商，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当纳赛尔在会议开幕式上建议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会议主席时，周恩来当即表示赞同。纳赛尔曾主持召开由各国代表团团长参加的政治委员会会议，讨论了一些重大问题，包括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周恩来对他发表的政治见解和处理重大国际问题的才能十分赞赏。周恩来后来曾回忆说，在万隆会议上，我感到纳赛尔总统对西亚和非洲事务比我们了解得多。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是纳赛尔主持的政治委员会上通过的，所以他对万隆会议作出了贡献。纳赛尔也一直尊称周恩来为“亲爱的朋友”，说“我喜欢周总理在大会上的演说”。
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与纳赛尔在会晤中达成了从两国贸易开始，双方互派商务机构，逐步使关系正常化的原则。周恩来十分理解埃方当时的困难，采取贸易先行，作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准备阶段。1955年12月，中国政府驻埃及商务代表处代表赴开罗时，带去了周恩来致纳赛尔的信。信中明确指出，两国政府商务代表处的设立，将有利于两国贸易的发展和友好关系的增进。翌年3月，周恩来又让出访埃及的外贸部部长叶季壮转交他致纳赛尔的信，信中回顾了亚非会议期间建立起来的友谊和近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情况，希望中埃关系进一步发展。埃及方面在纳赛尔总统的关注下最终做出了积极反应，决定撤回对台湾当局的承认，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建立外交关系。5月30日中埃正式发表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埃及成为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非洲国家。
1956年10月下旬，英、法直接出兵发动了侵略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国政府当即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法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坚决支持埃及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神圣斗争。毛泽东十分关心苏伊士运河的战局，提出关于埃及反侵略战争的军事部署和战略方针的建议，周恩来迅速转告埃及政府。11月10日，周恩来致电纳赛尔，表示中国正在采取各种措施支援埃及政府和人民的英勇斗争。埃方对中国方面鲜明、坚决、有力的支持态度十分感谢，纳赛尔致电周恩来诚挚地说：“你的来信深深地感动了我和埃及人民。你们对于我们为维护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所给予的支持，加强了我们对自己的正义事业的信心……”
周恩来曾三次访非，均包括埃及。他首次踏访非洲大陆十国时，即把埃及作为第一站。时隔8年之久，两人在非洲重逢，倍感亲切欣喜。一见面，纳赛尔总统即亲自将一枚金光闪闪的“共和国勋章”挂在周恩来胸前，并在盛大的欢迎宴会上热情洋溢地说：“请大家站起来，同我一道向这位亲爱的朋友致敬。他的革命精神早在我们有机会同他直接会见之前就已经博得我们的钦佩了。在1955年同他会见（指万隆会议）之后，我们的钦佩之情就更加深了。”此访，周恩来同纳赛尔共举行了4次会谈，详细阐明了中国在中美关系，中印边界冲突、中苏关系和美英苏的核禁试条约等重大问题上的看法和立场，以消除非洲国家存在的疑虑和误解。纳赛尔听后真诚地表示：过去，我们往往更多地关心自己的问题，而很少注意其他地区的问题，这样的介绍对我们很有好处。并表示，双方会谈超越了中埃两国直接关系的范围，将为我们现时代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带来积极的影响。周恩来考虑到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地位，率先提出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纳赛尔表示完全赞同，双方将此五项原则写进两国联合公报。后来，周恩来又征求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其他国家对此五项原则的意见，使之最终成为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加上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它们后来形成我国对非政策的基本原则，长期指导着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