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关系是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和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出访非洲十国这两大事件，被誉为新中国开启和发展中非关系的两个里程碑。两个里程碑的铸就，浸透了周恩来的心血和智慧，他的许多战略思考和具体做法，对今天继续做好对非工作，推进中非关系向前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周恩来对非洲问题的思考及 新中国对非政策的基本走向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非洲具有两个基本特点：
（一）绝大部分非洲国家和地区仍处在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历史上，非洲国家长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压迫。15世纪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英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等国为代表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从贩卖黑奴开始，对非洲进行了四百多年的殖民主义统治。据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的统计，从15世纪到19世纪初，由于殖民者贩卖黑人，非洲损失了1亿左右的人口。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时，除了这些国家外，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者也开始插手非洲事务，到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非洲已被各帝国主义国家基本瓜分完毕。当时，只有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两个国家保持了名义上的独立。之所以说是名义上的独立，是因为埃塞俄比亚独立后依然受到英国、法国、意大利三国种种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利比里亚独立后则受到美国的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非洲独立国家仅为三个，即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和埃及，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和地区仍然处在英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等国的统治之下。二战结束后，非洲面对的一个新情况是，在战争中得到极大发展的美国以新殖民主义手法，利用非洲国家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兴起，英、法等国搭建的老殖民主义体系开始瓦解的机会，加紧向非洲进行扩张和渗透，并设法维护那里的殖民主义统治。
（二）非洲国家和地区受十月革命影响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非洲后，非洲人民的抵抗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特别是二战结束后，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非洲形势发生这样的变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英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在非洲的殖民势力因战争而遭削弱，为非洲人民开展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正如周恩来所说：“殖民主义的体系在这种斗争的反复的冲击下开始解体了。”（《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208页。）二是二战后东欧和亚洲地区出现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 营，对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给予巨大的支持和鼓舞，也为非洲人民作出了榜样。桑给巴尔一位朋友曾经说过：“我们非洲人与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我们看到中国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给了我们很大鼓舞。” （毛泽东同桑给巴尔朋友谈话记录，1964年6月18日。）坦噶尼喀一位朋友也曾说过：“中国对非洲的解放起了很大作用。”（毛泽东同坦噶尼喀朋友谈话记录，1963年10月22日。）
非洲所具有的这两个基本特点，决定了新中国对非政策的基本走向。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对非洲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还不太熟悉，没有形成具体的对非政策，但周恩来在关于如何对待国际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论述中，已经表达了新中国的基本立场。他说：“革命者要善于在事物的发展当中找出其中的新因素，并且应该有勇气去发展新的因素，使这种新的因素成为新的力量。”（《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7页。）周恩来在这里讲到的所谓“新的因素”和“新的力量”，就包括非洲国家和地区正在进行的民族解放运动。为此，他着重强调：“我们的任务就是支持、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6—37页。）
周恩来形成这样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三个基本原因：
（一）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看，认识到这个运动虽仍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但已成为人民民主革命的后备力量。列宁曾经指出，18世纪的民族独立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后备力量，20世纪以后的便不是了。周恩来赞成列宁的这个观点，并具体分析认为：法国的革命、美国的独立，都属于前一范畴。那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民族革命在当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到了资产阶级已在许多国家取得胜利、建立了它自己的国家以后，它就对外压迫别的民族，把别的民族和国家降为它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任意地去压迫和剥削别的民族。它不仅对外压迫和剥削别的民族，还对内压迫和剥削本国的无产阶级和少数民族，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形成尖锐的国际对立和国内对立，也就不可避免地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发生了密切关系。（ 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4—35页。）周恩来认为，十月革命胜利后，包括非洲在内的民族解放运动虽然还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但已“不再是资本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我们不能低估这个力量，也不能认为这个力量只是辅助的力量。”（《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5、36页。） 周恩来的这些认识，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二）从中非之间的关系看，认识到中非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可以互相支持。国际斗争总是彼此支持的，需要在国际上寻找朋友。而中非之间有许多共同点：（1）有着共同的遭遇，长期受到外来的侵略和干涉；（2）有着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3）有着共同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奋斗目标，这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殖民主义者，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周恩来说：“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受到的灾难和为了同样的目的而进行的斗争，使我们亚非各国人民容易互相了解，并在长期以来就深切地互相同情和关怀。”（《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13页。）“当我们能够自由地站起来寻找友谊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把极大的热情寄放在我们曾经同过患难的兄弟的身上，这是一种极其可贵的历史感情，它应该永远受到我们的珍爱。”（《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08页。） 中非之间的这些共同点，奠定了双方之间能够发展友好关系的基础。
（三）从新中国外交战略的角度看，认识到非洲是需要争取的重要力量。周恩来是具有世界眼光的外交家，他总是站在国际战略的高度上就对外关系中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做出准确判断。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就指出：“在国际战场上，有朋友，也有敌人”；“开辟外交战线，首先要认清敌友”；“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反对的”（《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6、3、2—3页。）；但是，世界格局“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对立，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我们要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仅兄弟国家的人民，就是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我们也都要争取。”（《周恩来外交文选》，第54、52页。）周恩来这里所强调的两大阵营之外的力量就包括非洲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由于这支力量的绝大多数当时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采取中立立场，一些人对争取它们不理解。对此，周恩来指出，这些国家“如果在同帝国主义的战争中保持中立，对我们是有利的。”（《周恩来外交文选》，第52页。）他十分赞成毛泽东所说的：“民族主义国家的这种中立也就是一种独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欢迎这些国家的这种中立的立场，因为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337页。） 突尼斯总理布尔吉巴在周恩来访问突尼斯时曾告诉他：中国“支持不结盟国家，不把这当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敌人，这很重要”，“这样使我们更放心”。（周恩来同突尼斯总理布尔吉巴会谈记录，1964年1月9日。）周恩来的这些认识，为他在实践中积极开展对非工作，广泛团结和争取非洲朋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