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 与中非关系的发展
万隆会议后，中央加强了对非洲情况的研究，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对非洲朋友说：“我们对非洲的知识太缺乏了，需要好好研究。”（毛泽东同加纳共和国总统恩克鲁玛会谈记录，1961年8月16日。）为此，他建议：“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我们对于非洲的历史、地理和当前情况都不清楚，所以很需要出一本简单明了的书，不要太厚，有一二百页就好。可以请非洲朋友帮助，在一二年内就出书。内容要有帝国主义怎么来的，怎样压迫人民，怎样遇到人民的抵抗，抵抗如何失败了，现在又怎么起来了。”（《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65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具体指导下，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62年编辑出版了第一本介绍非洲情况的入门书——《非洲手册（概况部分）》（这本书经补充增加内容后于1981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重新出版，书名为《非洲概况》。）。这本书的编辑出版，对新中国进一步了解非洲，制定正确的对非方针政策，为周恩来即将出访非洲十国，提供了有益帮助。就周恩来而言，通过万隆会议他已经同四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有了交往，但只是初步的，对非洲国家的具体情况仍然比较隔膜。万隆会议以后，周恩来通过来访的非洲朋友和我驻非洲国家使馆增加了对非洲情况的了解，但仍感不够。他主张，应该走出去，“对一个国家亲眼看看，有益得多”（周恩来同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会谈记录，1963年12月28日。）。
1963年12月14日至30日、1964年1月9日至3月1日，周恩来历时55天访问了欧亚非十四国，其中有十个非洲国家，即阿联（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58年2月埃及同叙利亚合并而成，1958年3月，也门穆塔瓦基利亚王国（后来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以合众的形式加入，整个联盟因此更名为“阿拉伯合众国”。1961年9月叙利亚宣布退出，12月北也门也宣布退出，但埃及仍然保留这个国号直到1972年为止。）、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十个国家的总面积占整个非洲面积的1/3；总人口一亿多，占非洲总人口的2/5。其中苏丹是非洲最大的国家，比较小的突尼斯只有10多万平方公里；阿联、苏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是阿拉伯国家，加纳、马里、几内亚、索马里是黑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人口的大多数为阿拉伯人和非洲黑人混血种。可以这样说，被访问的虽然只有十个国家，但有很大的代表性。其中八个国家已同中国建交，突尼斯正准备同中国建交，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的发起国，同蒋介石集团没有外交关系。这次出访是中国政府首脑第一次访问非洲，周恩来认为，“是我们国家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和影响”（周恩来关于访问亚非欧十四国报告，1964年3月30日。）。
从中非关系发展史的角度看，这次出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增进了中国对非洲国家的了解，由此形成一些新的认识，使对非工作的开展更加切合实际。周恩来在出访各国过程中，除了通过参观对非洲空前高涨的革命形势、丰富的矿产资源、人民的热情友好留下深刻印象外，还通过高层会谈了解到更多的新情况，形成了新的认识。
比如，了解到“非洲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愿望是并存的”。在访问几内亚时，杜尔总统告诉周恩来：“亚洲是在根据民族系统形成国家以后，西方殖民者才入侵的，因而他们不得不照顾当时的实际情况。而非洲就不一样，许多国家是人为划分的，不是按民族系统划分的。”（《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98页。）如几内亚（指今几内亚比绍共和国。）、葡属几内亚、塞拉勒窝内（ 指今塞拉利昂共和国。）和利比里亚都是一个民族，却被分成四个国家。西边的塞内加尔、南边的象牙海岸、北边的毛里塔尼亚的一部分都是同一民族，但都被法国分割。又如，加纳、多哥、达荷美（指今贝宁人民共和国。）也都是一个民族，但加纳被英国占领，多哥和达荷美被法国占领。周恩来说：“关于这一点，这次我们访问非洲之后才了解。”（周恩来同缅甸总理奈温会谈记录，1964年2月16日。） 这些新情况使周恩来认识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非洲的祸害超过了亚洲” (周恩来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会谈记录，1964年2月2日。)； 这种人为的分割，是非洲国家独立后至今相互之间还存在边界和民族纠纷的根源。从这个情况出发，周恩来提出：在支持非洲人民的解放斗争中，“要根据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愿望”，第一，先按帝国主义划分的地区取得独立，然后逐步争取全部非洲国家独立。“如果不这样做，而要求依照民族系统独立，那就会纷争不已，正中帝国主义的诡计。”第二，争取非洲国家的统一和团结。（《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98、399页。）这一思想得到非洲大多数国家首脑和人民的认同。
比如，在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问题上，周恩来发现许多国家，“只提反对殖民主义，不大愿意提反对新殖民主义，避免影射美国”（ 周恩来、陈毅致中共中央并报毛泽东的报告，1964年1月10日。）。 他们认为，“不能不考虑同美国的关系”，“美国会停止援助，甚至连一个小零件都不给”；（周恩来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会谈记录，1964年1月30日。）“现在不能马上突出反对新殖民主义，不马上在两线作战”（周恩来同几内亚总统本贝拉会谈记录，1963年12月23日。）。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一方面在谈话中揭露美国新殖民主义行径，另一方面同意在两国公报中不直接提反美口号。他说，“我们的行动口号要照顾大多数，也就是照顾中间分子”，“在非洲大家庭中，如果口号提得太高，落后的会反对，中间的也会感到害怕和忧虑”。（周恩来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会谈记录，1964年1月14日。）
比如，在经济技术援助方面，周恩来发现，施工的机械化程度需要很高才能降低成本、少用劳动力，收效快；机械设备需要适应热带的潮湿和干燥气候，等等。他指出这些新问题“要解决”。（周恩来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会谈记录，1964年2月2日。）
比如，在访问埃塞俄比亚时，海尔塞拉西皇帝谈到同索马里、肯尼亚之间的民族争执问题，提醒中国方面要考虑援助索马里的方式。周恩来说：这“对我们是一个新问题”，提出对非洲国家之间的争端“采取不介入的立场”，“支持非洲各国和平解决彼此的争端”。（周恩来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会谈记录，1964年1月30日。）
比如，在谈到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时，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告诉周恩来：“参加国的积极性比1955年第一次时是减低了”，因为“万隆会议时主要讲各国解放”，会后这些年，“亚非许多国家独立了，如再开，已经没有什么动力来推动会议讨论什么问题”。如果要开，“现在可以谈非殖民化，解决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等问题。现在如再谈解放问题，也许只有两三个国家感兴趣，如不解决不发达的问题，就不可能有和平共处，会引起对别人的干涉”。（周恩来同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会谈记录，1963年12月28日。）周恩来赞成哈桑二世的两点意见，并在访非过程中建议：第二次亚非会议如果召开，一定要使“一些原则更加具体化，特别是促进亚非各国相互之间的了解、帮助和经济合作”；指出“非洲国家的问题相同：摆脱殖民统治，在国家形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要非殖民主义化”。（周恩来同突尼斯总理布尔吉巴会谈记录，1964年1月9日。）
（二）出访中，针对各国关心的问题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增进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了解，消除疑虑和误解。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际形势激烈动荡，美国和苏联利用旧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从各自国家的全球战略出发，加紧了对非洲的工作。1958年，美国国务院建立了第一个由一位助理国务卿领导的单独的非洲司；同一年，苏联外交部也建立了一个专门负责非洲事务的机构。美、苏在加快从政治、经济等方面渗透和侵入非洲的同时，还挑拨这些国家同中国的关系。与此同时，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已经公开化，中印边界也出现了两次武装冲突，引起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美国的援助使一些国家产生幻想，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援助对一些国家也起了一定作用，因此有些国家对中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误解或疑惑。为此，周恩来在出访中，就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的真相和中国政府的态度和立场作了详细的解答和说明。随同周恩来出访的孔原、黄镇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以几内亚为例说：“会谈和讲话，由本?贝拉起都全神贯注，静听总理发言，并亲自做笔记”；他们很重视周恩来所谈的问题和观点，认为“对他们有帮助”。（孔原、黄镇致外交部的报告，1963年12月27日。）这对减轻我国来自美、苏、印方面的压力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