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出访期间，周恩来向世界公开宣布了“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以及一系列有助于亚非人民团结反帝的联合公报，有力促进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我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与同亚洲国家的关系有所不同，主要面临两个问题：
首先是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问题。阿拉伯国家一般指居民以阿拉伯民族为主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地区，有统一的语言（阿拉伯语）、统一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绝大部分人信仰伊斯兰教。主要的国家从北非算起有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苏丹、阿联；中东地区是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也门、科威特、阿曼等。这些国家彼此之间制度不同，受帝国主义控制的程度不同。由于同许多非洲国家一样，形成民族国家之前已经被帝国主义国家所分割，所以内部也有很大冲突。面对这种情况，中央认为：如果能把这些国家“统一在反帝特别是反美的斗争下，是可以成为一个积极因素，推动民族运动”。因此，周恩来出访第一个国家阿联时，“就考虑了这个问题，把我们原来平常所发表的主张，集中成为五点”。（周恩来关于访问亚非欧十四国报告，1964年3月30日、31日。） 具体内容为：（1）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2）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3）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4）支持阿拉伯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5）主张阿拉伯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这是周恩来在访问阿联期间在会谈时所表明的中国政府的立场，并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联合公报》中。公报全文刊载于1963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后来，周恩来在同其他非洲国家接触中，感觉“非洲对联合的要求更大”，因此这五条原则对非洲其他国家“同样适用”。这五条原则得到阿拉伯各国和非洲各国人民的赞同，都觉得这样的主张是公正的，有利于它们的独立和革命，有利于它们自己的联合。
其次是对非洲的经济技术援助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直十分重视对亚非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周恩来曾说：“我们对亚非国家的援助，对于我们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争夺中间地带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很重要的一环，这是物质援助，没有物质也不行。”（周恩来关于访问亚非欧十四国报告，1964年3月30日、31日。）在对亚非国家援助过程中，我国确定了不少原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在同外宾谈话中常常谈到这些原则。在这次出访中，各国领导人都同周恩来谈到美国、苏联、南斯拉夫等对他们的援助情况。周恩来发现问题主要突出表现为两方面：这些国家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实际上是企图利用经济援助的名义来控制非洲国家，使非洲国家的经济继续单一化。
如何使我国的援助区别于美、苏等国的援助，如何通过经济技术援助帮助非洲国家建立起独立的民族经济，如何体现援助是相互平等问题，都需要有一个新的解释，以争取和影响更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
基于此，周恩来在出访加纳时提出，并到马里后正式公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这是周恩来访问加纳共和国时答加纳通讯社记者问的节录，后正式写入中国同马里共和国两国政府的联合公报中。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88—389页。） 这八项原则，如周恩来所说，是针对着前述两方面问题提出来的。（参见周恩来关于访问亚非欧十四国报告，1964年3月30日、31日。）“目的在于尊重主权国家，发展独立经济，不干涉内政，不是造成依赖经济。”（周恩来同马里总统凯塔会谈记录，1964年1月20日。）
（四）在出访中，周恩来同非洲国家领导人广泛接触，友好坦率地进行会谈，增进了彼此间的感情。周恩来认为，“各国领导人之间的来往很重要”。在访非期间，周恩来每到一个国家，同对方领导人一般谈三四次，有的多达六次，最少也有两次。每一次谈话都是两三个小时，有时到三四个小时。周恩来说：“要说累一点，就是谈话费了一点精神。”因为面对的国家情况不同，领导人的情况也不同，要有所界限；对不同意见还要有所回应，“总是有来有往，因为我们不能失掉我们的立场，要找机会把我们的原则说清楚，阐明我们的原则”。（参见周恩来关于访问亚非欧十四国报告，1964年3月30日、31日。）比如在苏丹，周恩来同阿布德主席只谈了一次，因为阿布德主席是军人，很爽直，他有问题提出来，周恩来一回答，就解决了。在阿联，纳赛尔总统有意避而不谈苏联和南斯拉夫问题，周恩来就不谈；在突尼斯，布尔吉巴总理在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中印关系等问题上不理解中国的做法，周恩来就花了很多时间阐明我们的道理。为了充分了解各国情况，周恩来在会谈中几乎有一半多的时间是在倾听；为了使同各国的会谈取得更大成效，周恩来事前做了充分准备，留下很多谈话内容的提纲手迹。比如在加纳谈的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就是他亲笔拟写的。（参见周恩来关于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手稿，1964年1月12日。）坦率友好的会谈，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
通过这次访问，中国开始了解到一些非洲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况，虽然仅仅是走马观花，但有助于提出一些对非洲国家的政策，并且起到“探路”作用。周恩来后来说：“访问非洲以后，我们同非洲的接触才更多一些，了解多了一些。”（周恩来同加纳朋友会谈记录，1965年4月30日。） 他还说：“这个探路工作，可以为以后的政府的、民间的、从各方面去的人打开一个关系”；“这个影响会跟着以后的工作越来越发展。”（周恩来关于访问亚非欧十四国报告，1964年3月30日。） 后来中非关系的发展证实了周恩来的主张是正确的。
在开启和发展中非关系的历程中，周恩来还有其他许多新的思考，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宝贵经验：
（一）调查研究是做好对外工作的重要基础。出访非洲，使周恩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制定切合实际的对非政策有重要帮助。他访非回国后就提出，要“加强对亚非国家的调查研究”，“通过外交部、外贸部、对外文委、新华社、人民团体和经援专家等涉外系统，派出大批经过选择和训练、具有一定政治水平和斗争经验的人员，到亚非地区特别是非洲去，站稳脚跟，长期工作”。他说，我们的驻外人员和研究机构要互相密切结合起来，互相交流，常常出去，“没有现场的感性知识，就没有法子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周恩来关于访问亚非欧十四国报告，1964年3月30、31日。）
（二）加强人际交往，争取更多的朋友。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实际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通过人与人的交往增进相互了解，树立国家形象，是周恩来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得出的经验之一。纳赛尔就是通过周恩来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称他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活生生象征”（孔原、黄镇、童小鹏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63年12月19日。）。出访非洲十国归来后，周恩来进一步强调：“对亚非国家的外交工作，首先是做人的工作。”这项工作可以分两个方面，一是，“所有出国的政府和民间代表团，使领馆人员和专家、新闻记者和翻译人员，都应该以适当的方式和方法，正确地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二是，争取更多的亚非国家的政府和民间代表来访问中国，“经过他们的人去做他们人的思想工作”。周恩来认为：“这个需要下一点资本。”（周恩来关于访问亚非欧十四国报告，1964年3月30、31日。）
（三）要重视培养翻译人才。在外交工作中，需要优秀的翻译人才起到沟通作用。周恩来认为“翻译工作是最有政治发展前途的工作”。和周恩来一起共事的英文翻译有五批，代表是：黄华、龚澎、章文晋、浦寿昌、冀朝铸。周恩来说：“他们都是向政治方面发展，这个是必然的。所以应该培养广大的翻译，现在翻译太少了，跟我们国家不相称，七亿人口才这么几个翻译，我想起来就难过。”（周恩来关于访问亚非欧十四国报告，1964年3月30、31日。）周恩来出访非洲回国后，亲自指导创建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这所学校成立近50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外语外事以及翻译等方面的优秀人才。
这些经验，对我们今天继续开展和做好对亚非国家的团结争取工作，依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廖心文，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 100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