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接下来中国应该如何去做呢？从短期看，最直接的做法，似乎应该是遵循博弈中的经典策略——“对等报复”，如前述FT社评中已经提醒的那样，“中国大可以牙还牙，指控美国企业的在华高管、乃至华盛顿各情报机构的高级成员。”其实，中国还可以做更多：中国，如果愿意，可以游说其他国家，无论是巴西，还是德国，更不要说俄罗斯，恐怕有相当数量早就处于某种“敢怒”边缘的国家可能借此机会变成至少像美国一样“敢言”的国家，这可以给读者提供不少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

　　但，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面对网络安全应有的做法。遗憾的是，美国不仅开启了一个这样的先例，而且还正在全力迫使其他国家学习这种不负责任，而最终乃至唯一的受害者，恰恰是美国宣称需要保护的网络安全。

　　更为严重的是，就在美国宣布“起诉”5名中国黑客之后的一天，名为“美国自由法案”的文本被提交到众议院进行审核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和奥巴马政府对文本中有关限制美国政府搜集美国公民数据的内容进行了弱化，这部分内容正是美国国内民众在棱镜项目被披露之后，反弹最激烈的部分，也是奥巴马政府誓言要大幅度改革的部分。但现在看来，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不仅表现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也表现在处理国内政治的问题上。

　　虽然迄今为止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信息技术高速发展所催生的技术——金融——安全复合体已经具备实质影响美国内外政策制定过程的能力，但是奥巴马政府的言行，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刺破人们曾经拥有的美好愿望。

　　前美国国家政策顾问乔治·凯南在20世纪40年代论述当时苏联行为逻辑时指出，苏联对权力的逻辑敏感，对道义的逻辑不敏感；而此次事件表明，相比前苏联，美国不但对权力的逻辑敏感，且深谙如何用道义符号包装权力；参考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有关国家安全战略的讨论，美国在网络空间追求的，不是将网络空间当成全人类的共同财产，不是将网络空间当成全球的公共领域，而是将网络空间看做是一个大国竞争的全新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美国谋求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优势，而是压倒性的支配或者领导地位。

　　这种地位，根据这次起诉中透露出来的信息，意味着美国能够根据美国国内的司法体系，对发生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对位于美国领土之外的网络空间的使用者，进行司法管辖。

　　或许可以这样说，一如当初地中海成了罗马帝国的内湖，美国谋求的是将开放、繁荣、安全的全球网络空间，成为美国指导和支配下的网络空间，这种指导和支配，遵循福柯所说的“规训式”的权力，套着“多边利益相关方”的马甲，以美国公司、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复杂网络关系为支撑。

　　建立这样一个网络霸权，在美国国内，需要有效克服民众对政府权力过度扩张的担忧，给出形式上的交代；在国际上，要有名正言顺的理由以及足够强大且清晰的敌人，渲染并反击来自中国的、“得到政府支持的商业间谍”行为，因此变得相当顺理成章，而且合情合理。

　　然而，全球网络空间也不是美国的私人领地，对于以反商业黑客名义下实施的网络霸权战略，必须说不。因为这对全球网络空间赖以生存的基础的威胁和挑战，远比商业黑客/间谍行为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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