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占米都是舶来品种

    今年4月，在广州博物馆展出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展”上，一批外销广彩瓷器的登场，博得市民的阵阵掌声。记者观察到，在其中一件乾隆年间的广彩瓷壶上，西洋半裸浴女正气定神闲地准备沐足，其画风之大胆、开放令人咋舌。馆方还同场展出了多件欧洲王室的徽章瓷。历史的釉光里，仍旧闪耀着海上丝路的辉煌

    谁能想到，捧在手中的一碗饭，背后也会有着翻山越岭、漂洋过海的传奇故事？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在素以“食在广州”名扬天下的广东人心里，“食”更是有着不一般的分量。然而，自古以来，广东就是全国有名的缺粮大省。面对人口的日益增长，智慧的广东人是如何解决粮食危机的呢？

    为了追寻问题的答案，记者找到了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司徒尚纪。他为记者翻开了尘封的历史资料：从宋代起，就有占城稻从越南引进广东的记载。占城稻因其耐旱、适应性强、生长周期短而广受欢迎，渐渐成为日后广东人饭碗里脍炙人口的“占米”。

    到了明代，广东人更是漂洋过海，寻找新作物以解燃眉之急。多产易种的番薯，很快就受到粤人的青睐。根据方志记载，高州人林怀兰曾将番薯“自外洋挟其种回国”，东莞也留下陈益将番薯成功“种播天南”的传说。“番薯清初开始从闽粤沿海传遍全国，为清代中叶的人口快速增长提供了物质保证。”司徒尚纪补充道。

    司徒尚纪还解开了“海上丝绸之路”与广东粮食危机更深层的联系：由于受到海外市场的刺激，广东越来越多地区改种桑、茶、甘蔗等经济作物，大量农田甚至出现了“废稻树桑”、“废田筑塘”的奇特景观，这都深刻改变了广东的农业结构。

    海上贸易也对广东手工业的发展，带来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宋俊华表示，以“三雕一绣一彩”为代表的岭南非遗，背后都与舶来文化有着密切关联。“比如，广彩工艺就来自西方的‘金胎烧珐琅’，经本地工匠改良后应用到白瓷胎上。”广东省博物馆研究馆员白芳博士介绍，外销瓷的商品图样多由国外买家提供，大量异域风格的艺术元素也随之移植到本地手工艺品中来。

    如今，“海上丝绸之路”的帆影已经渐行渐远，但这些岭南非遗的瑰宝，仍在南粤巧匠的手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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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卢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