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中国服饰的耶稣会在华传教士
18世纪初，法国宫廷曾经举办了一场化装成中国人的舞会，庆祝新世纪的来临。时隔300多年，今年5月27日至10月26日，为庆祝中法建交50周年，凡尔赛宫举办一个主题为“中国在凡尔赛——18世纪的艺术与外交”的特别展览。主办者用150件展品来展示18世纪中法交流的历史，证明“中国和法国从路易十四时期起就已经有了非常重要的外交关系”。
18世纪是近代历史的起点。这一时代无论对于中法两国的历史发展，还是对于中法两国之间的交流和认知，抑或对于世界发展的大趋向都意义非凡。当时的中国，正值开始于17世纪80年代终止于18世纪90年代的康乾盛世，西方传统学界称之为“High Qing”时代，是清朝历史发展的高峰。此时的法国也处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的后期，法国封建社会的最鼎盛时代，其“光芒四射”，照耀欧洲。与此同时，整个世界也正面临着向现代世界大翻转、大变化的当口。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中法两国开始了文化交往和盛世之间的对视。
18世纪中法之间的交往是在文化层面上展开的。17世纪80年代，路易十四下令在全国遴选“饱学之士”，由法国科学院精心挑选出来的6位耶稣会士被授予“国王的数学家”的头衔，派往中国。1685年3月，在路易十四私人金库的资助下，他们携带着科学仪器和礼品，在法国布勒斯特港扬帆起航。其中一人滞留暹罗，其余5人于1687年7月抵达宁波，次年2月进入京城。
与其他传教士不同，这几位法国传教士“既是上帝的使臣，又是法国国王的非正式代表，同时也是欧洲自然科学的盗火者”。他们肩负着科学考察、了解中国、传授科学与艺术、传教并扩展法国利益的国王使命。他们在宫廷里为康熙皇帝讲授数学、天文、哲学、人体解剖等科学知识，同时研究中国的历史，探讨儒家思想，测绘中国的地图，深得康熙的器重。1693年，康熙命令法国耶稣会士白晋以中国皇帝“钦差”的身份返回法国，招募更多的传教士来华服务，随身带去康熙赠予法国国王的珍贵礼物和49件汉文书籍。白晋辗转耗时近4年回到巴黎，向路易十四呈上康熙皇帝的礼物，同时献上他自己写的《中国皇帝历史画像》。在巴黎逗留期间，他还做了从理性的角度理解《易经》的演讲，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此后，相继来到中国的法国传教士在18世纪共约120名，其中不少是数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地理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画家。他们中很多人在中法文化交流方面作出卓越贡献。
这些兼有学者和传教士双重身份的法国人来到中国的时候，正值因东西方文化隔阂和宗教上的歧义而产生的“礼仪之争”愈演愈烈之时。传教士在民间的传教活动受到很大影响。但康熙和乾隆两皇帝对西学东传取支持态度，传教士在宫廷享有很高的待遇。喜好西学的康熙1692年颁布容许西方人传教的敕令，1693年又亲自为法国耶稣会士在皇城附近选取寓所，建立教堂。中国皇帝以极大的兴趣向宫廷里的传教士学习近代科学，重用传教士参与国家事务，委托他们以科学的方法绘制中国第一张全国地图——《皇舆全图》，邀请他们参与对俄签订条约，这些做法在欧洲成为广为流传的历史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