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24日电(北京看世界)联合国气候峰会见证中国担当
记者王雷 顾震球 闫亮
气候变化,正在让许多国家付出人文、环境和财政代价。只有成功应对这一挑战,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方可免除一大威胁。
本月23日,联合国气候峰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包括120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内的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和民间团体代表出席峰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峰会并发表讲话。
中国声音坚定响亮,中国立场引起共鸣。峰会,见证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积极有为、勇于担当和战略眼光。
为了地球的未来,为了人类的命运,中国正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一道,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中国声音响彻峰会
此次峰会尤为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峰会上阐明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和应对行动,发出了自己的呼声。
张高丽在峰会上说,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最早制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近期又出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确保实现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中国致力于积极推进节能减排、低碳发展和生态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张高丽指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今后中国将以更大力度和更好效果应对气候变化,主动承担与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中国将尽快提出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碳排放强度要显著下降,非化石能源比重要显著提高,森林蓄积量要显著增加,努力争取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尽早达到峰值。
从张高丽的讲话可以看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目标明确,战略清晰,立场鲜明,态度积极。
除中国外,巴西、埃及等多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在峰会上强调,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力争达成的新协议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他们呼吁发达国家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注入、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做出切实行动。
巴西总统罗塞夫说,新协议必须具有普遍性和法律约束力,尊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原则,特别是平等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时必须在减排、适应能力以及实施方式等方面强劲有力,并应促进可持续发展。
埃及总统塞西说,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按照公正、平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根据各自能力、历史责任来应对。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也呼吁各国兑现减排融资和技术转让承诺。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有伙伴,有知音。
新协议出台有挑战
虽然此次联合国气候峰会为2015年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起到了“凝聚政治动力”的总动员作用,但巴黎气候大会要想达成一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协议,仍面临若干难题和挑战。
首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相关谈判才是各国协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机制。此次气候峰会不属于正式谈判的一部分,峰会期间也未举行任何谈判。其次,此次峰会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许多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和民间团体领袖宣布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但相关承诺和倡议能否真正得到落实犹未可知。
虽然各国一致认为应在2015年达成一项新的全球气候协议,在今年6月德国波恩进行的气候谈判中,各方也围绕一份新协议进行了商讨,但在新协议的要素构成以及各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所作贡献的内容方面,各方存有不少分歧。
例如,发展中国家要求新协议应平衡反映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等要素,各方贡献也应该包括这些内容;部分发达国家却把“贡献”片面理解为减排,极力淡化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技术转让等责任。
目前,发展中国家继续敦促发达国家提高其《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减排指标,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但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发达国家的积极回应和落实。
一些发达国家仍然坚持将自己的减排目标与其他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的行动力度挂钩。这些都是新协议达成道路上面临的挑战,仍需通过今年10月的波恩第三轮气候谈判、年底的利马气候变化大会等正式谈判解决。
关于新协议问题,张高丽强调,中国坚定支持2015年巴黎会议如期达成协议。他提出三点倡议:一要坚持公约框架,遵循公约原则;二要兑现各自承诺,巩固互信基础;三要强化未来行动,提高应对能力。他在第二点倡议中说,各方要落实已达成的共识,特别是发达国家要提高减排力度,并落实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的承诺。
发达国家应有诚意
联合国气候峰会可以说是2015年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前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关系到新的全球气候协议能否达成。它也是联合国就气候变化问题聚集各国领导人人数最多的一次峰会,因此备受关注。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峰会闭幕时介绍了他为此次峰会所作的“主席总结暨成果文件”中的五个要点:一是各国领导人就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富有意义和具有普遍性的气候协议作出了强有力的承诺,二是公共和私营部门指明了气候融资途径,三是政府和企业领导人支持通过多种手段实施碳定价机制,四是证明了加强应对气候的能力是一项明智而必要的投资,五是将建立新联盟应对各种气候挑战。
从上述成果来看,峰会确实起到了“凝聚政治动力”的总动员作用,为清除未来气候谈判中存在的政治障碍作出了一定贡献,从而为在2015年达成新气候协议营造了积极氛围。同时,峰会还促成了一系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具体行动。可以说,此次联合国气候峰会基本实现了潘基文会前的既定目标,取得了预期成果。
不过,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近年来气候谈判进展缓慢,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至今仍没有算好关乎气候变化的历史、现实和道义三笔账:
历史账:气候变暖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历史累积的碳排放造成的;
现实账:发展中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远远比不上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量;
道义账:西方国家历史累积的碳排放造成了气候变化问题,现在又将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移至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享受来自发展中国家价廉物美产品的同时,也在享受本国干净的环境,而发展中国家却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令人遗憾的是,发达国家既不认自己的历史账,也不认自己的现实账,对已经做出的技术转让与资金支持等承诺迟迟不兑现,不是提高价码,就是加高门槛,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缺乏明显的诚意,导致谈判进展缓慢。
历史、现实和道义三笔账合在一起,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谈判问题上的真实面目:只顾眼前利益,忽略长远利益,只顾一己私利,缺少全球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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