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两党最有实力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和杰布·布什正式宣布参选后，2016年美国大选的吸睛效应开始显现。候选人的言谈举止被置于媒体显微镜下，会否像往年一样竞相“拿中国说事”惹人关注。

    与此同时，美国战略界和学术界出现了一股新的“厌华情绪”，认为中美关系已发生质变的声音浮现。强硬派呼吁调整对华大战略，全面加强遏制一手，温和派则对两国竞争加剧的现状深表担忧。近期中美在南海、网络安全上的高分贝争吵，在亚投行问题上的暗中角力，在亚太地区的围堵和反围堵斗争，则为这种声音和担忧提供了注脚。中国人揣摩着美国人“中国观”的变化，或许同样不乏忧虑和焦躁。

    一枚硬币有两面，矛盾自有两分法。在崛起国和守成国的结构性矛盾尖锐化之际，两国管控竞争、解决问题的意愿、能力和效率也都在提高。

    哥本哈根会议上的激烈争执，已转化为在温室气体减排上的历史性承诺。

    长期困扰两军关系的三大障碍，已被绵密的军官互访、联演联训、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公海海域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等跨越。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访美后，南海问题的热度也随之降温。

    一度被热炒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竞争，因中美积极推进《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的谈判而缓解。

    中国游客和商人赴美签证面临的繁琐程序，则被便民、高效的流程和安排取代。

    两国在朝核和伊核问题上的默契，相信已达到近十年来的新高度。

    正是通过高层互访、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军事交流、商贸联委会等一系列机制和平台，中美在不知不觉中拓展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和外延。

    在一系列对话机制中，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成为起主导作用的“旗舰”，尤需大书特书。中美在军事安全和地缘政治上矛盾重重，在经贸和金融上则深度交融。全球化时代，这对“纠缠在一起的巨人”演绎着大国博弈的新局。两国在经济轨道的妥协、释然和欢笑，与战略轨道的交锋、争执和冷淡相互激荡，在决策者思维中不断产生“化学反应”。

    作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上的老手，美国擅长通过议题挂钩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中国则习惯从国家大战略出发，折冲樽俎，实现国家利益的最优化。对话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但一定会解决部分问题。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元首的敦促、利益集团的呼吁和全球媒体的聚焦，会对参与对话的领导人、部长及其助手们形成不小的压力，逼着他们拿出成果。

    中美或各取所需，实现双赢，或不争一时之短长，徐图缓进。长长的成果清单，是中美携手前进的脚印，是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期许和承诺。

    中国人常说，形势比人强。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形势比国强”。中美可能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警示言犹在耳，两国合作“轻舟已过万重山”。

    包括中美在内的亚太国家在经贸、金融、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交流的规模和速度，如史诗般宏伟。跨国公司生产和销售的全球化、数十亿民众福祉的所依所系、核武和尖端常规武器的灾难性破坏力，使大规模战争乃至小规模冲突都成为各国不可承受之重。亚太地区在全球事务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21世纪可以是美国世纪、中国世纪或印度世纪，但更应该是亚太世纪，是亚太所有国家繁荣富强、和谐共处的伟大时代。

    在和平与发展仍是亚太国家主流价值观的背景下，各国都有强烈意愿在踩踏红线前戛然而止，这成为遏制战争和冲突的最有力因素。但国际政治亦充满吊诡：西方与俄罗斯地缘政治竞争引发的乌克兰危机，中东部分国家的内战、教派冲突及背后的大国角力，改写了和正在改写地区国家的版图，硝烟弥漫处，生灵涂炭。东亚一些国家在岛礁和海洋权益上的争端，也刺激了地区军备竞赛，对抗情绪“只涨不跌”，擦枪走火风险增大。

    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应拓展两国利益汇合点和互利合作面，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努力把两国合作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也应用来指导中美在亚太地区的互动。亚太地区是中美利益交汇最集中的地区，理应成为中美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作为有能力决定亚太地区战与和的两个大国，中美有责任发挥领导作用，共同推动实现亚太世纪。给南海、网络等热点问题降温，为经贸和民间交流助力，给举世瞩目的“习奥会”铺路。新一轮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作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张文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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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余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