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时可能很冷、很硬，但来往多了，了解多了，会变得很柔软、很温暖

　　随“理解中国—2015年欧盟官员来华研修班”来北京已有两周，欧盟经济与金融事务总司政策官员蒂姆·凯泽已经渐渐习惯了身边的热闹繁华。

　　“每天都路过不同的购物中心。”他说，总有中国人热情地和他攀谈，英语流利。

　　研修班毕业仪式上，33名欧盟官员人手一只背面印有《兰亭集序》“永和九年，岁在癸丑”的中国风资料袋。对于中国之行，他们的总结是“真实感受到了21世纪的中国”。

　　有人甚至会引用孔子的话：听其言而观其行。

　　会议桌下，西装革履的几位欧盟官员，把玩着中国小儿的玩物棕编，棕榈叶穿插而成的蚱蜢活灵活现。这也许是他们在这个“翻天覆地”的国度里，极力寻找的“传统细节”。

　　每天都经历着不可思议

　　德国人蒂姆在欧盟的职位涉及中国经济，每日接触最多的是有关中国经济的官方言论及信息，研究“新常态”发展模式，探讨GDP增长速度，等等。

　　“但我从没来过中国。”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此前的了解大多来自媒体。

　　“中国，东方的神秘之国。”中国国旅导游张浩，与欧美游客打交道已有26年。他说，在来到中国之前，很多欧洲游客都觉得那是“世界另一端”。

　　一批又一批欧洲游客站在灯火璀璨的上海外滩，“这是中国吗？这是纽约吧？”他们扭头向张浩强调：“我们想看‘原始’的中国。”

　　大街上随处可见人们拉着排子车，清一色的灰色制服，平房遍地——这是他们之前对于中国的想象。

　　以至于，每每碰到蹦蹦车、修鞋摊、收废品的脚踏三轮车，或是路边的当街剃头，“他们都很兴奋，一通拍照。”

　　张浩说，初到中国，面对导游的所谓“正面宣讲”，欧洲客们甚至本能地反应：“你是共产党员吧？”

　　CCTV法语频道总监宋嘉宁说，“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是不完整的。”

　　2015年是中欧建交40周年，宋嘉宁正在赶制专题片《不惑之交》。她的采访对象，国家大剧院歌剧顾问、意大利知名歌剧经纪人朱塞佩·库恰说，来中国4年，每天都经历着不可思议——他家街对面，两年间，一幢酒店平地而起。“在我们那儿，马路补个洞都要一个月。”

　　“不可否认，在欧洲人的印象中，中国曾是落后、教条的代表。”作为第一位专任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关呈远深有体会，“如果说过去他们是老师，不时俯视我们，现在更多是平视，在某些领域甚至是仰视。比如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是他们梦寐以求的。”

　　而其中也有难言的情绪。

　　“欧洲游客的相机，稍微出点儿问题，立刻会说‘Made in China’。”张浩揣摩着那种不平衡感，“‘中国制造’在他们眼里是什么？质量差，毛病多？”

　　面对欧洲客，张浩总会不厌其烦地解释，“比如雪铁龙或者标致汽车，过去我们90%的零件进口，现在80%国产，包括发动机。再比如电脑，他们都知道中国有‘Lenovo’。”

　　“中国化的中国”

　　“其实，欧洲人习惯于西方化的中国，而非真正的中国。”欧盟地区委员会行政官员拉迪姆·德沃夏克，随此次来华研修班第二次到访中国。

　　15年前，他曾在中国东北做过两年英语教师，对城郊的生活记忆犹新。今天，他感叹于北京朝阳区夜店的喧嚷，“我看见很多很多中国年轻人在那里玩。”

　　即便眼见为实，但眼前的一切仍旧让欧洲客抱有些许怀疑。“我们尝试着去学一点中文，希望见到不穿西装的中国人，看到快餐、星巴克以外的食物。我们希望了解真正中国的文化，了解‘中国化的中国’。”蒂姆说。

　　一句话，他们想知道，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们自己熟视无睹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恰恰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中国漫画家李昆武很能理解这种想法。

　　2009年，李昆武创作的自传体漫画《从小李到老李——一个中国人的一生》，描绘的正是“自己吃喝拉撒的故事”。在欧洲，这本漫画被译成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丹麦语等13种版本，并入围“漫画界的奥斯卡”法国昂古莱姆大奖。

　　有一段时间，在法国中学生的辅助教材中，这本漫画成为介绍中国的教辅内容。

　　在云南日报社美术组担任美术编辑30余年，多半从事地方民俗风情类漫画创作，在国内名不见经传的李昆武没想到，自己“因为最普通的中国故事，就这么走出去了”。

　　2005年10月，欧洲最大的漫画出版公司达高集团随法国漫画代表团来北京交流，意外发现了李昆武——1955年生人，经历了所有中国人了然于心的“半个多世纪”。

　　当他说起父亲身为老共产党员的经历，“文革”时的红卫兵，家中保姆旧时如何裹脚，自己如何参军入党，达高集团来客几乎难以置信：“中国人怎么会有这么多故事？”

　　达高集团旗下卡纳出版社的主编伊夫很激动：“一位从毛泽东时代走到今天的中国艺术家的自传，拿来我出版！”

　　中国通、法国人欧励行与李昆武合作，帮助他创作剧本。合作5年，创作3册，老李和老欧始终在角力——如何在“中国人眼中的自己”和“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相去甚远之时，寻求平衡。

　　坐在火车里的人

　　在老李与老欧的切磋中，前者认为平淡琐碎的东西，后者却要深究细节。

　　比如“小李结婚”，按照李昆武的说法，“上世纪80年代初，一辆自行车驮着行李，俩人住在一起，就结婚了。”

　　可老欧想知道更多：怎么办手续？她怎么去的你家，先后见到了谁？自行车上驮的行李是什么？

　　本想一笔带过的情节，最后扩展成9页36格漫画。民政局排队的新人，新房中的家具、绣花被面、灯笼彩花，给同事发喜糖，甚至细致到民政局办公室墙上“百年好合”的锦旗，以及工作人员敲下钢印那“嘣”的一瞬。

　　这些细节，后来在李昆武赴欧洲的签售会上，反复被读者提及，因为那是他们未曾想象过的中国人的生活。

　　“老欧是对的，这些细节太好了。”李昆武感叹。

　　当然，他也有自己的坚持。

　　“文革”十年结束，父母久别重逢。按老欧的意思，“应该很亲热，很热烈。”

　　老李不同意，“‘文革’期间我们很压抑，重逢的时候百感交集。中国人的文化和感情就决定了我们表达的含蓄。”

　　在他笔下，镜头聚焦于两双筷子。皱纹满布的手，把一只鸡腿推来让去。“这就够了，很中国。”

　　看过《从小李到老李》，无论读者还是记者，很多欧洲客来到昆明，寻访老李，看看真正的中国。

　　“欧洲人对中国的历史很感兴趣，但缺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李昆武打比方，“就像站在远处，望向一列疾驰的火车，看得见它开得飞快，有几节车厢，但问题是，他们不是坐在火车里的人。他们迫切地想知道，车里面挤不挤，大家吃什么、穿什么、谈什么、想什么。”

　　李昆武说，自己就是“坐在火车里的人”。

　　眼见为实

　　“提供机会让他们了解。”关呈远的办法是，“无论政治、经济、文化还是艺术领域，交的朋友多了，有些偏见或是误解总有办法解开。”

　　现任比中协会主席汉斯是关呈远的好友。“当年他20多岁时，欧洲舆论说中国是集权国家、警察国家。他只身来中国旅游，转了一圈，没发现集权主义。”关呈远说，汉斯此后每年都来中国做生意，还组织了现在的比中协会。

　　曾在2007年至2009年间担任欧洲议会议长的珀特林，和关呈远恰好同年同月同日生。关呈远2008年离任前最后一次外交活动，请他到官邸做客，他一再表示要参加北京奥运会。

　　然而，2008年拉萨“3·14”事件后，欧盟议会对中国激烈指责，珀特林也表示不便再去北京。彼时关呈远作为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承担起“去欧洲说明真相”的任务。

　　他见到了珀特林。当时舆论疯传，中国警察换上袈裟假冒僧侣，他拿出材料证明，那只是一部故事片的拍摄现场。“现在你虽然不能来中国，但我希望，将来你卸任后，我亲自陪你去西藏看看。”

　　上一任欧洲议会议长何塞普·博雷利，就是关呈远在任时，由中国驻欧盟使团推动，到访中国并去了西藏，对民族自治政策印象很好。“作为欧洲议会议长，这是了不起的大事。”

　　关呈远说：“现在，欧洲议会对华的态度、气氛已经在改变，还前所未有地成立了欧中友好小组，并设立欧中议员交流机制。在互动交流中，一些偏见会逐渐消除。”

　　“很多欧洲朋友来过我北京的家。”关呈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相互了解的最好方法就是眼见为实。”

　　“他们来了、看到了，就已经颠覆了原有的印象。”张浩的经验是，与其站在天安门广场，千篇一律地背导游词，不如给欧洲客们现身说法：在中国的变迁中，我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中国人的向往

　　和欧洲客对中国的某些既有印象不同，中国人对欧洲始终心怀向往。

　　在中国研修两周的蒂姆发现，热情的中国人对欧洲、欧盟多持正面、乐观的态度，这甚至超过欧洲人本身。

　　来自德国的蒂姆，在中国看到了很多德国品牌的汽车，这让他很高兴。“这些生活化的产品，让两国人更深刻地认知彼此。”

　　而中国人对歌剧的推崇，也深深地震撼了朱塞佩·库恰。身为国家大剧院顾问，令他骄傲的是，在这个歌剧是舶来品的国度，国家大剧院的歌剧厅已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歌剧厅之一。

　　每年15部歌剧，其中11部西洋歌剧，台上的歌者，也是经常出现在巴黎歌剧院、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一流歌剧艺术家。

　　在意大利从业25年，朱塞佩·库恰之所以下决心远赴中国，正是因为“人们对于来自遥远国度的文化的热情追求，特别是年轻人对于歌剧的浓厚兴趣，让我无法拒绝”。

　　关呈远认为，中国人对欧洲的向往，文化的吸引是重要因素，“中欧文明之间，互动、借鉴、交融的空间很大。”

　　让文化交流更平等

　　希望更多维度地认识彼此，但落差与错位仍然存在。

　　2015年，李昆武首次作为中国漫画家代表团的一员，赴法参加昂古莱姆国际漫画节。论坛上，急切希望漫画“走出去”的中方问法方：“你们要什么样的故事？”

　　法方答：“好的故事。”

　　中方又问：“任何故事我们都造得出来，你们到底要什么故事？”

　　法方再答：“任何好的故事我们都要。”

　　“必须承认，《从小李到老李》在欧洲市场的成功，是因为它诞生于中法作者之间的磨合。”这本书的中国出版方、三联书店总编辑翟德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因此，它既不同于国外作者对中国的想象，又不同于国内作者的谨慎表达。”

　　在欧励行的帮助下，李昆武将中国传统的连环画表达方式，转换为西方分镜头式的漫画创作方式。画法之难拖累了创作速度，第一册足足磨了3年。“但必须变，他们习惯了叉子，我们不能硬让人家用筷子。”

　　“法国的漫画市场和中国完全不同。”翟德芳介绍说，“法国的漫画以艺术类、人文风格为主，60%以上针对成年读者。法国的专业漫画出版社有289家，每年出版的漫画书有6500种。”

　　而国内普遍认为漫画是儿童读物，艺术类的成人漫画读物仍为空白，“三联也引入过挪威、法国比较出色的漫画，但销售业绩都不太好。”

　　以三联书店向海外的版权输出经验看，西方与中国出版合作的重点，仍以学术、中国历史典籍研究为主。中国图书在国外大火的情况非常少。

　　究其原因，翟德芳认为，“我们仍属于被动接受者，而很多中国的东西，如果表现形式上不吸引人，价值观外界又不熟悉，怎能让人感兴趣？”

　　他介绍说，三联书店也在考虑，如何让中国文化、中国元素的影响增大，让欧洲对于中国的兴趣加深，“让文化交流更平等，而不是我们接收的多，输出的少。”

　　翟德芳觉得，可以“暂且不讲价值观，毕竟整个世界，中欧之间，仍是有一些共同的趣味在”。

　　温暖而柔软

　　如今，基于共同的趣味，以及对彼此的好奇与探索，中欧正站在日益平等的视野下彼此打量。

　　“大家真心做朋友，这正是中欧关系‘从硬到软’的过程。”关呈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最好的交流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的最终目的是交心。”

　　《从小李到老李》在欧洲火爆之后，2012年，三联书店将此书从达高集团买回中国出版。李昆武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提问：“书中涉及大饥荒、‘文革’，没有风险吗？”

　　实际上，中文版不仅没有任何改动，而且拿下了2013年中国漫画最高奖——中国漫画大奖。

　　“有些人总是理所当然地以为，中国的艺术家都是所谓‘异见者’。”让李昆武很不舒服的是，个别同业为了走出国门或争取获奖，往往会刻意去迎合“别人的口味”。

　　“我带过的旅游团，90%的欧洲人从未来过中国。”张浩觉得，作为导游，应该客观实在地介绍中国，既不宣泄，也不鼓吹、说教。

　　“我们实事求是，以诚相待。”关呈远说，“交流的最终落脚点就是人，问题不会立竿见影地解决，要脚踏实地。”

　　关呈远在任时，一度和欧盟原贸易委员彼得·曼德尔森就中国输欧纺织品“打”得不可开交。一次他发现，曼德尔森耳朵上贴满了胶布，立刻关切：“你生病了吗？”

　　对方开玩笑说，病因正是关于中国纺织品的争论。“中国的病当然得用中国的方法来治，所以我用的是中国的耳针。”

　　另一次，依旧是交涉纺织品问题，落座之后，曼德尔森立刻注意到关呈远的领带很漂亮——当时奥运会开幕在即，纪念版领带上有各种运动员的姿态。他立刻向关呈远“申请一条”，“虽然这是你们的纺织品，但我很喜欢。”

　　如今，关呈远总会感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时可能很冷、很硬，但来往多了，了解多了，会变得很柔软、很温暖。”

　　来华研修班的欧盟官员离开中国时，或许还不能真正体味，资料袋背后《兰亭集序》的蕴藉隽永。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跨过重重阻隔，当更多人成为“中欧往来客”，那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更是“信可乐也”。（记者 王斯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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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