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0月31日电 应韩国总统朴槿惠邀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10月31日至11月2日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他将与日、韩领导人共同出席在首尔举行的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这是时隔3年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再度重启。

　　作为三国之间的合作机制，中日韩合作始于何时？如何发展？其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如何形成，曾因何而中断，如今又因何而重启？新华国际客户端为您一一盘点。

　　【脱胎于东盟“10+3”领导人会议机制】

    中日韩三国同处东北亚，互为近邻。三国合作是东亚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日韩合作机制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最初的合作是在东盟的框架内进行。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为应对金融危机，1997年12月，在东盟成立30周年举行的东盟首脑非正式会议上，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首次应邀出席会议，从而形成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机制。

　　1999年11月28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马尼拉出席第三次东盟－－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这是会晤前领导人合影。（新华社记者刘建生摄）

　　1999年11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日本首相小渊惠三、韩国总统金大中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期间，出席了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早餐会，启动了三方在“10+3”框架内的合作。

　　2000年11月，三方领导人在早餐会上决定，利用每年出席东盟系列峰会的机会举行非正式三边会晤，从而确立了中日韩领导人“10+3”框架内的定期会晤机制。此后，中日韩领导人每年在东盟系列峰会期间举行会晤。

　　2000年11月2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早餐会，日本首相森喜朗（左）、韩国总统金大中（中）参加。（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2003年，三国领导人在第五次领导人会晤中共同签署并发表了《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联合宣言》，这是三国领导人首次就三国合作发表共同文件，初步明确了三国合作的原则和领域，并决定成立三方委员会总体协调三国合作，标志着三国合作进入新阶段。

　　从1999年至2007年11月，三方领导人举行五次会晤，三次会议。其间，因2005年日本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三国领导人的第七次会议被迫推迟，2007年1月在菲律宾宿务恢复举行。在本次领导人会议上，三国领导人发表《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新闻声明》，决定建立三方外交高官磋商机制，就三国间重大的政治、外交课题以及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沟通和协调。

　　2007年1月14日，第七次中国、日本、韩国领导人会议在菲律宾宿务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韩国总统卢武铉出席会议。温家宝主持会议。（新华社记者姚大伟摄）

　　【独立于东盟“10+3”领导人会议之外】

　　随着中日韩三国间合作迅速发展，日韩两国、特别是韩国积极主张在东盟框架外单独召开三国领导人会议。2004年，韩国率先提出这一建议。2007年11月，在东盟和中日韩（“10＋3”）框架下，中日韩领导人举行第八次会议时决定加强三国间政治对话与磋商，适时举行三国领导人不定期会议。

　　2008年12月13日，中日韩三国在日本福冈举行首次“10＋3”框架外领导人会议。三国决定在保留东盟和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会晤的同时，将三国领导人单独举行会议机制化，每年在三国轮流举行。此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从2008年12月至2012年5月，共举行五次会议。

　　2012年5月13日，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会议，韩国总统李明博、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与会。（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此外，三国还建立了科技、信息通信、财政、人力资源、环保、运输及物流、经贸、文化、卫生、央行、海关、知识产权、旅游、地震、灾害管理、水资源、农业、审计等18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和60多个工作层磋商机制。

　　2011年9月1日，三国合作秘书处在韩国首尔成立。秘书长由三国按韩日中的顺序轮流提名任命，任期两年。秘书处主要职能包括为三国领导人会议、外长会议、各领域部长级会议等磋商机制提供行政和技术支持，同三方及其他国际组织沟通协调，探讨并确定可行的三国合作项目，评估合作项目并起草年度进展报告等。　　

　　【中断于日本右倾化言行】

　　十多年来，中日韩合作为促进三国各自发展、促进东亚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但遗憾的是，过去几年，由于日本在领土问题、二战历史等问题上挑战中国和韩国的底线，中日韩合作受到严重干扰。

　　这是2012年9月14日，中国海监15船抵达钓鱼岛海域，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附近海域进行维权巡航执法。（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摄）

　　2012年9月，日本野田政权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强行推行钓鱼岛所谓“国有化”，致使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同年8月，韩国时任总统李明博登上独岛（日本称“竹岛”），导致日韩对立。此外，由于安倍政府上台后在历史认识问题上错误言行不断，日中、日韩关系对立加剧。因此，当年5月在北京举行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后，三国领导人会议机制陷入停滞，许多民间交流活动一度中断。

　　国际专家普遍认为，这主要原因归结于日本政府。韩国《中央日报》中国研究所所长韩友德说，韩国与日本之间的独岛（日本称“竹岛”）问题、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钓鱼岛问题、“慰安妇”问题等是阻碍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主要因素。

　　2015年9月17日，在美国旧金山巿政厅内举行的听证会上，两名志愿者安慰韩国“慰安妇”幸存者李容洙（中）。新华社发（刘艺霖摄）

　　一些日本学者也指出，日方应当对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中断负主要责任。日本国立山口大学副校长纐缬厚说，近年来，三国在领土、“慰安妇”等问题上一直未找到突破口，这是导致领导人会议中断的主要原因。

　　【重启于三国的共同意愿】

　　中日韩合作是东亚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区域合作的重要驱动力。中日韩合作领导人会议之所以能够重启，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领导人会议重启符合三国和本地区的共同利益。中日韩三国是亚洲重要国家和东亚主要经济体，肩负着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的重大责任。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敏感、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隔三年再度恢复，加强三国合作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带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领导人会议之所以能够重启，得益于三方都有恢复对话的意愿，特别是东道主韩国的积极斡旋。在日本，安倍面临着国内国际双重压力，要求他改善与邻国的关系。由于关系恶化，中日间多个交流对话机制被中断，两国经贸合作也陷入低迷。韩国方面从2012年会议后就担任三国合作协调国至今，也希望会议能够重启。与此同时，考虑到三国的高度相互依存和三国合作对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性，中方也是同意恢复这一机制的。

　　第三，合适的政治气氛也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得以恢复的重要条件。

　　一方面，中韩关系和双边经贸合作加速发展。两国元首于2013年和2014年实现互访，并在国际多边场合频繁会晤。今年6月中韩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为两国企业经贸合作带来巨大机遇，也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另一方面，2014年下半年以来，中日关系有所回暖，成为会议得以重启的一个基础。

　　2014年11月7日，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北京与来访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举行会谈，中日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双方在承认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有不同主张的同时，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

　　同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会见了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安倍。

　　今年3月，三国在首尔举行第七次中日韩外长会，决定在此次会议成果基础上，为在三国均方便时尽早举行三国领导人会议而继续努力。三国经贸、金融、文化、卫生、旅游、环境等各部门也举行了一系列部长级会议。中日韩合作势头逐步恢复。

　　2015年3月21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首尔同韩国外长尹炳世、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共同出席第七次中日韩外长会。（新华社记者姚琪琳摄）

　　领导人会议重启为三国提供了直接接触和交流的机会，是有益和必要的，但不能指望一次会议就解决所有问题。恢复中日韩领导人对话机制，维持三边合作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中日韩应弥合分歧，拉近关系，面向未来，特别是促进年轻一代加深彼此了解。（编辑王龙琴，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