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5日，二十国集团在土耳其安塔利亚迎来成员国第十次峰会。这是一个需要铭记的时刻，国际社会应该为当前所处的新型大国协调时代感到欣慰，而中国民众也有理由为中国所做的贡献感到自豪。

　　二十国集团是一个全新的协调机制，它之诞生是各国为了合力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人们一度担心，在度过危机之后，二十国集团将会被边缘化，成为一个“清谈俱乐部”。但是，现实情况表明，二十国集团的治理主体地位会进一步提升，其全球治理功能会进一步扩展，其有效性与合法性会进一步提高。

　　以往，八国集团峰会之际，会场外总是聚集了各种反全球化或者更准确来说是反西方化的抗议团体。他们认为，八国集团制造的问题远比它解决的问题多。全球金融危机中，二十国集团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全球金融协调的主要平台。与以前相比，人们多了一些期待，期待这些重要国家(very important states, VIS)能够协调解决全球问题。人们希望二十国协调有助于推进持续的经济增长、均衡的社会发展、安全的国际环境、稳定的国际秩序、和谐的文明共存。

　　人们之所以对二十国集团寄予厚望，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二十国集团就是各国通力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一个重要平台。

　　可以说，二十国集团的机制创新让它区别于以往的大国协调。比如，二十国集团“三架马车”机制，让上届、本届和下届主席国组成一个小的协调机制。安塔利亚峰会筹备过程中，本届主席国土耳其、上届主席国澳大利亚和下届主席国中国都参与进来。这样，既保证了上次峰会达成的共识能够保持下去，又为本届峰会设定了议程范围，还为下届峰会的未来格局作了铺垫。这样的机制设计，让二十国集团的议程保持了相当的连续性。同时，也有效避免了个别大国主导议程的可能性。

　　本次峰会设定的议题中，推动结构性改革、基础设施投资的议题颇引人注目。其中，推动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长期议题，特别是首尔峰会以后受到广泛的关注。结构性改革的大方向是推动新兴经济体承担更大的治理责任。

　　在圣彼得堡会议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提出，要让金融稳定理事会研究自己的组成结构，以回应外界对它的代表性的质疑。之后，经协商、金融稳定理事会决定，保持全体会议70个席位不变，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五个国际组织的正式席位由两个减少为一个，但允许这些机构的另一代表以观察员身份与会。国际组织腾出来的席位，由阿根廷、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获得。

　　当然，推动新兴经济体承担更大责任，往往也意味着需要赋予它们一些权利。而这往往又会引起发达国家的“不快”和“不安”。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的共识迄今不能得到落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个别国家反对这种权力转移。本届峰会能否达成新共识，我们还需要作进一步观察。

　　基础设施议题无疑是让我们眼睛一亮的主题。尽管在莫斯科峰会、布里斯班峰会就已经提出，但是，本次峰会提出基础设施议题具有特殊意义。这是中国进入“三驾马车”的第一年，这也意味着基础设施议题有望连续三年成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回顾过去可以发现，中国提出的基础设施倡议从一开始受到质疑，到逐渐获得国际认可，进而成为可能的集体行动方式，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为例，亚洲国家、欧洲国家的积极回应表明，对基础设施投资合作的需要是强烈的。因为，从功能主义的逻辑看，集体行动是对需要的满足。没有需要，就不会有集体行动。然而，一些美国官员和学者指出，现存国际机构可以满足这些需要。这种疑问是可以轻松驳倒的。确实，现存机构可以满足这些需要，我也认可它们有这样的能力，关键是它们没有这样的意愿。基础设施，投资大，见效慢，这在西方国家是个老大难问题。中国提出的倡议，本来是互利共赢的，一方面与中国的国内需要相联系，另一方面也能弥补因为西方国家低意愿(reluctance)而造成的资金缺位。

　　所以，中国做的事情，就是在起一个带头作用，迫使那些依旧希望领导世界的国家不能落伍。事实上，中国提出基础设施投资动议后，日本才决定进行1000亿美元投入，用于改善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如果不是中国行动在先，日本可能不会为国际公益做出投入。中国的加入，打破了国际公共物品的垄断供应，让原来的“买方市场行为”难以为继。像一切市场竞争一样，得益的是最终消费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行为，提高了供应方的成本，但是，降低了需求方的成本。从市场的角度看，这应该属于竞争的范畴。

　　无疑，正常的竞争是有益的。但是，中美之间并不涉及秩序之争的问题。而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中美之间的协调会多于竞争。一方面，中国虽然倡导成立了一些国际机构，但是，这些机构的主要参与者，也都是现存机构的主要参与者。不像欧共体与欧自联成员不相重叠，更不像北约与华约成员间针锋相对，相反，新成立机构的主要成员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基础。

　　另一方面，即使在现存国际机构中，让新兴国家发挥更大影响是普遍趋势。安理会在改革、八国集团向二十国集团演变、金融稳定论坛向金融稳定理事会演变，都说明了这些问题。在未来，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会承担起国际治理的责任，这一点共识在二十国集团2010年以来的年报中都有提及。

　　这就是说，让新兴经济体发挥更大影响，是一个自然的趋势。顺应这个潮流可以让国际治理机制的效率得到提升，而违背这个潮流则会阻碍国际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因此，充分调动新兴经济体扩大和加深对全球责任的分担，让集体行动去政治化，这将是未来大国合作需要努力的方向。

　　当然，大国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两个大国之间，协调可以说无处不在，但同时竞争也无处不在。我们既不能因为协调无处不在，就说两国的合作无处不在；也不能因为竞争无处不在，就说两国的冲突无处不在。在大多数问题领域，协调和竞争是同时存在的。如果协调多于竞争的话，可以将其视为合作为主；反之，竞争多于协调的话，可以视为冲突为主。

　　因此，降低竞争的烈度，掐灭冲突的苗头，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更高层次大国合作的基础。国际关系史上，冲突总是大国关系的一条主线。大国关系的形势经常会直转而下，起因在事后看完全是无关大雅的小事。但是，当前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进步的时代。时代要求各国以符合这个时代的方式行事。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夺取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

　　目前，中国以愿意协调的姿态步入国际政治的舞台中央。在包括二十国集团在内的全球和地区多边机构中，中国都在以协调者的身份全面参与国际治理。中国要做到乐于协调，也要善于协调。对此，国际社会要乐于面对、敢于面对。中国受到的尊重越多，它的投入也会越多；而它投入的越多，也必然会受到更多的尊重。（作者：盘古智库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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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余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