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至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率中国代表团赴土耳其安塔利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次峰会。本次峰会的召开时机微妙而紧迫，堪称“关键时期的关键峰会”。从国际看，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的“春天”尚未到来，另一方面，法国巴黎在峰会前夕遭受了耸人听闻的暴力恐怖袭击，伊斯兰国（ISIS）为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向世界文明与和平再一次发起挑衅，同时也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区别对待”、“分而治之”的中东与西亚政策“扇了一记耳光”，全球地缘政治热点地区的和平和解进程依然步履维艰，导致峰会首次将“政治危机”、“全球反恐”等非经济议题纳入议程。从国内看，我国已进入“十二五”冲刺收官、“十三五”谋篇开局的关键时期，并即将迈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如何在进一步发展中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将关系我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全局。

　　一、以“‘两行一金’+人民币国际化”为主阵地，推动国际金融投资体系的改革完善

　　关注并管控全球系统性经济金融风险是G20峰会的题中之义，但如何从制度层面有效化解国际金融风险一直是待解难题。众所周知，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与投资体系被视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美国国内经济发展失衡及美元所承担的“双重角色”，也是引发全球经济周期性失衡和金融危机频发的重要诱因。可以预见，在美元“一家独大”的国际金融投资体系真正让位于更加多元、均衡的制度安排以前，拥有巨额美元储备的中国必将继续承担美元波动“不可承受之重”，并继续感受人民币崛起前“成长中的烦恼”。

　　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变革，我国正在主动加强同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吸引国际资金共建开放多元共赢的金融合作平台。本次峰会三大主题之一的“投资-Investment”主要指基建投资。中国主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两行一金”的直接原因在于众多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等“短板”领域对国际多边金融的巨大需求，深层次原因在于现有国际多边金融供给体系的不合理。一方面，众多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基础设施条件不均衡、交通通讯电力为代表的重点领域总体落后，从而构成区域内互联互通、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瓶颈，相关基建投资需求巨大。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10-2020年，仅32个亚行成员所需基础设施投资便高达8.22万亿美元，年均投资需求约8000亿美元。另一方面，中国虽然坐拥世界第一的外贸及外储规模、世界第二的经济规模、世界第三的FDI规模，手中可出的“牌”似乎不少，但在现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中，话语权、决策权、投票权、影响力、贡献度与自身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不匹配，可谓“英雄无用武之地”。例如，中国在亚洲开发银行的认股份额位列第三（5.5%），日本、美国并列第一大股东（15.6%）；投票权分配中，中国仍居第三位（5.45%），日、美并列第一（12.78%）。再如，在世界银行集团下属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中，中国作为第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仅为4.42%，美国作为最大股东持股15.85%，且自成立以来世行行长均由美国人担任。而在另一国际多边金融机构IMF中，总裁宝座向来由欧洲人把持，美国则作为其唯一具有否决权的成员。

　　同时，伴随高铁、核电、基础设施建设等实体经济走出去，人民币“走出去”步伐也在加快，正在逐步经历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三步走”演进历程，并有望于今年11月底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货币篮子。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共有189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使用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和投资货币。另据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统计，截至目前，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四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第六大国际银行间贷款货币和第七大国际储备货币。当然，人民币的相对占比仍相当有限。随着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金融对外开放水平逐步提高，国际社会在国际支付、金融资产计价、国际储备等方面对人民币的需求将愈发强烈，进而自需求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全面加速。

　　二、以“‘一带一路’+南南合作+RCEP”为主阵地，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经贸大通道建设

　　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全球贸易增速显著放缓。我国一方面应在积极参与G20成员国财长、央行行长会晤机制的基础上，推动贸易部长级会议机制化，研究探索国际经贸合作的新机制。另一方面，还应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RCEP以及南南合作框架，从而为我国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打造优先推动发展的区块载体。

　　一是以“一带一路”为蓝本，构建北半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海陆经贸大通道。“一带一路”作为习近平总书记首倡的合作发展理念，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伴随这一重大战略构想的提出及深入推进，将进一步助推我国“实体+金融走出去”的步伐，使我国以“合纵连横、进退有据”的大国自信，坦然迎接外部挑战，以及推动国际经济贸易新秩序的形成。同时，正因为“一带一路”承载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使命，在实际推进操作过程中，必须注意致力于将其打造为各相关国互利共赢的康庄大道，而不是个别国家间零和博弈的私家小径。

　　二是以南南合作为框架，打造南半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经贸走廊。南南合作，即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技术合作，是促进发展的国际多边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团结共进、合作共赢、“抱团取暖”的重要渠道，也是确保发展中国家有效融入和参与世界经济的有效手段。我国基于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历史遭遇和独立后面临的共同任务，向来积极支持、密切参与南南合作，包括推动与发展中伙伴间的技术合作和经济合作，以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与环境、中小企业发展、人才资源开发、健康教育等产业领域的交流合作。

　　三是积极促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进程。RCEP是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10+6”），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若RCEP正式签订启动，将涵盖约35亿人口，GDP总和将达2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1/3，从而构成与美国主导的TPP相媲美的自由贸易区，并将在一定程度缓解TPP在短中期对我国外贸领域造成的影响。（作者：高 鹏 中国财政学会投融资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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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余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