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秉国谈外交：要学会小声说重话
资料图片/受访者供图
75岁的戴秉国精神头儿十足，头发整齐地梳向后方，浅蓝色衬衣搭配淡紫色领带，外面是一身笔挺的深色条纹西装。
4月6日，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他坐在一张宽大的黄色沙发上，只系了西服的第一颗扣子，双脚微微八字打开，多数时间保持轻松的微笑。聊到兴起，他又会开个玩笑，逗得人哈哈大笑。
谈起退休后的生活，戴秉国显得很淡然，“退休了，就应该尽可能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直至最终被完全遗忘。”
近日，《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由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在京出版。书中戴秉国回顾了2003年-2013年他主持中美、中俄、中印、中日、中法战略对话或磋商，以及他就朝核、台湾等问题出任中国政府特使的特殊外交经历。
“朱总理碰到我还问你那本书怎么样了”
新京报：你在后记中提到，这本书的写作开始于退休后。写这本书花了多长时间？期间是否遇到一些困难？
戴秉国：写了三年左右。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写。开始我是做一些口述，有几个同志帮我整理，然后再去找一些同志补充修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纲要，又经历了反反复复的修改。
前年，朱总理（朱镕基）碰到我还问，你那本书怎么样了？外交部的领导和许多同志都支持和参与了这个工作，因为要把那么多战略对话梳理清楚还是要费点功夫的，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
另外，实际上写这本书不是三年前才开始，好多东西是过去就思考过。比如，苏联的解体和教训等内容，过去都反复想过。
新京报：写书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戴秉国：有一张照片书里没用，是我跟姚明在美国的合影。那张照片太幽默了，他是个巨人，拉着我这个小个子。拿到照片以后，我觉得这张照片可以参展去，说不定能得奖。（笑）
“曾把苏联几位领导人请到中国闭门探讨”
新京报：你的外交生涯长达半个世纪，是否遇到过危险情况？
戴秉国：搞外交工作，要准备经历危险甚至牺牲。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的时候，我被派到苏联去工作。当时我就想如果打起大仗的话，这次去会不会被扣为人质。
坐飞机也曾经历过事故，有一次去巴黎磋商，飞机眼看就要着地了，突然一下子拉起来又飞到德国去了。当时可能是降下去有危险，就又拉上去了，拉不上去会是什么后果呢？搞外交得时刻准备着，上了飞机之后就得准备着可能会出事儿。所以不要怕死，怕死搞不了外交，成天提心吊胆不行啊。
新京报：工作中，你的外交意见有没有跟领导发生过相左的情况？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可否分享一下你的经历？
戴秉国：我作为下级，偶尔会遇到。对问题的看法或处理，会有不同的意见。不要以为领导好像都是不听意见的，你只要说的有道理，他们都能接受。
我年轻时，在驻苏联使馆的研究室工作。当时，对于怎么看待苏联的问题，我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有一次讨论问题的时候，我就跟领导意见相左，当时我不注意方法，感觉有点儿把他逼到了墙角。之后回想起来，觉得我还是缺乏磨练。这位领导心胸很宽广，后来我从莫斯科回来，他还非要我到他手下去工作。
新京报：回想自己的外交生涯，能不能分享一下你记忆中最精彩的一次外事工作？
戴秉国：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不能说哪一次最精彩，但有些事情还是很难忘的。比如，“文革”期间，我作为外交部苏欧司的科员，曾去苏联驻华使馆外劝阻我们的红卫兵不要冲击人家的使馆。当时爬上墙壁的情景，我现在还记得。
还有一次是2003年，我刚从中联部回到外交部。那时SARS已经开始了，有一天走到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异常寂静。东盟要开会讨论SARS问题，我们如果不参加的话就会很被动。我通过一个适当的场合，推动东盟很快邀请温家宝总理去参加。那是温总理上任后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而且去以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北京奥运会火炬境外传递时，是不平凡的日日夜夜，我每天都工作到晚12点以后。因为境外火炬的传递是外交部门负责的。我是这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每天必须看到火炬平平安安传递下去才能回家。
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事情。苏联解体后，我把苏联时期的几个重量级的领导人，先后请到北京来闭门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等问题，很有收益。
“与戈尔巴乔夫会晤 邓小平思考了好几年”
新京报：书中有个细节，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同志亲自敲定“只握手，不拥抱”等细节，这种领导人敲定细节的外事活动，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出现？
戴秉国：好像很少见。这个是特别需要时才这样。戈尔巴乔夫访华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为了这次会晤，邓小平同志思考了好几年。“只握手不拥抱”就是要体现一种分寸，告诉人们怎么看这件事，今后的中苏关系应该怎么把握。
新京报：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你在第一次见到希拉里时，曾开口夸她比电视上更年轻漂亮，这样的开场白也给双方的对话带来了良好效果。另外，你还在这次访美中带去了小孙女的照片。诸如此类的外交技巧是否常用？
戴秉国：也不常用。这个要用得恰到好处。比如说，我在会见美国国防部一个比较强硬的人物沃尔福威茨时，坐下来以后我就说，人们都说你是强硬派啊，好像你也笑呵呵的不强硬啊。这样一来，气氛一下子就活跃了，后来谈得也很流畅。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自己的外交风格？
戴秉国：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有一点也是从别人那儿学来的。我觉得既要坚持原则，同时又要注意策略。这个需要好好把握的。原则坚持要坚持到什么度，灵活要灵活到什么度，都要很考究。有时候你该厉害时厉害不上去也不行，厉害时也不是说凶神恶煞，那也不行。要学会“小声说重话”。
新京报：你曾多次作为胡锦涛主席的代表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会面，这种情况下你的行为和言谈细节，自我发挥和提前设定的成分各占多大比例？
戴秉国：相当多的情况下还是要按预定的去办。因为预定的都是经过审批的，经过大家仔细推敲的。但是现场的应对也是重要的，比如政策把握的能力如何，是否有坦诚友好的态度，外交技巧是不是娴熟，还有你的人格魅力等等，这些都是有影响的。
“我应该尽可能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
新京报：退休三年来，你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为什么？
戴秉国：我退休了，就应该尽可能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直至最终被完全遗忘。
新京报：你和基辛格等一些外国政要还保持联系吗？
戴秉国：我们经常见，每年都会见，有时候不止一次。在中国和美国都见过。我退休后见了很多外国政要，大概有几十人次。我要见他们就得自己做功课。
新京报：所以你退休后每天还都看新闻。
戴秉国：不止是新闻，包括各种各样的材料。不然我怎么跟人家谈呢？要了解国内情况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所以每天都要看点东西。我还要做点记录，现在已经记了两本，是用毛笔字做的一些阅读笔记。因为光靠脑子记是不够的，有些东西还是要有文字的记录，回头还可以查一查。
“退休第一天就把安眠药扔了”
新京报：退休之后，你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戴秉国：处于一种半工作状态。一个是见一下外国的老朋友，还有一个是在国内一些地方走一走,还去看了看求学过的地方，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见了同学和老师，老师是不能忘的。
新京报：回到这些地方，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戴秉国：特别亲切。过去跑国外多，跑国内少。这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学习。我还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例如，每年去参加贵阳国际生态论坛。还有几个地方，我会帮忙推动一下他们的国际问题研究。
大概就是这么样的一种退休生活，好像也挺忙的，闲不下来。我也愿意同朋友同事们交流，这样可以增长知识，活跃自己的头脑。
退休是挺好的一件事情。我退休后每天可以睡足觉了，以前是睡不好的。搞外交都有这个问题，到了后期我每天夜里都要吃两次安眠药。退休第一天我就把安眠药扔了。
新京报：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戴秉国：现在吃饭睡觉都可以，精力也比较好，我也比较乐观，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 对话人物
戴秉国
1941年3月生。贵州印江人，土家族。四川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1964年9月参加工作。197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
新京报记者 贾世煜 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