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一个月内,美国政府两次关门。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美国政府的关门大戏还会反复上演。大洋彼岸,德国的组阁谈判终于落下帷幕,结束4个多月的德国政府“跛脚鸭”状态。但是,此次德国大选暴露出的政治与社会分裂令世界警惕。西方究竟怎么了?
关键词一:暂时
美国当地时间2月8日周四午夜(北京时间周五下午1时),由于美国参议院休会,未能通过预算法案,美国政府再度关门。这是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的第二次美国政府关门。1月22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一份为期三周的临时拨款法案,支持联邦政府运转至2月8日,当时近3天的美国政府“关门”僵局暂告一段落。
当地时间2月7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两党版的两年预算协议,在增加军务和非国防开支共计3000亿美元的同时,到2019年3月之前暂时不再考虑债务上限,试图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但是,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保罗反对,称两党的这项协议将“鲁莽地增加预算”,最终导致参议院不得不休会。
但是,即便参议院通过了这项协议,也不代表预算案就能顺利通过。《华盛顿邮报》称,目前,不少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倒戈”,反对大幅增加联邦赤字,民主党众议员在移民议题上依然态度强硬。
就在世界惊诧地看着美国上演关门大戏的同时,德国终于松了一口气。经历一再加时的马拉松式谈判后,德国联邦议院两大党联盟党和社民党最终于2月7日就联合组阁协议达成一致。
此次组阁谈判本应于2月4日晚结束,但由于双方在若干重要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谈判一直延续至7日才拿出一份各方认可的联合组阁协议草案。此时距离德国2017年9月24日举行大选已过去136天,被认为是二战后政府“难产”程度最高的一次大选。而且,由于组阁协议尚需在3月初由社民党全体党员表决通过,德国新政府组建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变数。
这只是近年来西方国家政坛乱象丛生的几个例子:美国围绕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内外政策以及“通俄门”等事件争斗不止、英国“脱欧”的政治豪赌剧情跌宕起伏、法国大选经历政治大洗牌……世界忍不住发问:西方到底怎么了?
关键词二:极化
“就此次美国政府关门事件而言,主要有3方面因素起作用:特朗普的低支持率、美国两党政治的负面影响以及美国社会的极化现象。”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研究室主任袁征接受本报采访时分析指出,“冷战结束后,美国两党闹得厉害,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奥巴马时期为了医保问题两党闹僵。从那时起,两党扯皮现象越来越严重。让问题越发突出的是特朗普的低支持率。如果总统支持率高,国会议员通常不会挑战总统。而目前的情形是,不仅民主党人会挑战特朗普,共和党中也有人反对特朗普。这也是为什么在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的情况下依然出现政府关门的现象。”
美国政府关门之争只是表面现象,背后是美国社会矛盾激化,社会越来越两极分化。分析普遍认为,西方社会“1%”与“99%”之间的关系紧张。不满、怒气在西方民众中日益滋长。
“无论是美国的关门风波还是德国的马拉松式组阁谈判,其共同背景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长久积累的社会矛盾凸显,人们的诉求出现分歧,观点出现极化倾向,极端观点越来越多,越来越难形成共识。”袁征说。
“在美国,民主党向左,共和党向右,立场开始极端化。政府决策效率下降。两党相互扯皮,目的不是解决问题,有时甚至只是为了让对方难堪。两党只管自己政党或是选区利益。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一些美国学者的担忧。”袁征说。
西方国家的政治不确定性正在快速升高。理智的人们开始反思西方民主政治的机制和功效问题,认为西方政治乱象丛生印证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紊乱失调。
关键词三:反复
此次美国政府关门风波暂告一段落,但是人们的担忧却并未减少。
“今年,美国将进行中期选举。两党谁也不敢大意,都想把政府关门的责任推给对方。所以双方闹得差不多了就收手,彼此妥协。”袁征说,“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关门风波必定还会反复出现。”
美国依然面临诸多问题为例。爱德曼国际公关公司的调查数据显示,过去一年中,公众对美国政府的信心下降14个百分点至33%。这是迄今为止美国人对政府信心降幅最大的一次,也是调查涵盖的所有28个国家中降幅最大的。
政治不信任已经成为西方面临的大问题。这既表现为民众对主流政党和政治家的普遍不信任,也表现为政治行为体、政党之间信任感的缺失。与之相应的是西方社会对立与分裂的加剧。
西方之乱引发诸多学者反思。美国学者福山说:“真正的问题,部分根源于美国社会的特质,部分根源于美国的制度。”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则将矛头指向了西方自由主义。他在新加坡《联合早报》2月6日发表的文章《西方的自由“退步主义”》中指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把自己高度道德化和意识形态化,而把非西方“妖魔化”。其结果是忙于向外推销自己,指责他国,没有时间和经历来研究自己的问题;即使发现了问题,总认为是小问题,盲目相信自己有“自我纠错”机制。文章称,这种趋势如果持续下去,西方自由主义必将衰落,直到最后的危机。如果要生存和发展下去,自由主义必须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重新回到近代那种现实主义精神,进行自我更新和转型。
根治“西方之乱”,要从其制度根源入手。或许,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世界需要一位“现代马克思”。(张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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